困惑的年月

困惑的年月（１）－－考上大学

　　七七年十月招生简章公布时，我尚在高中念书。老师们奔走相告：在校生可以参加高考喔。我有点无动于衷，不相信真有这种好事。学校做出决定，从３００名应届高中生选出３０名，集中培训两周，准备参加高考。选拔科目：数、理、化、语文、政治。考试结果，我的数理化还说得过去，政治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二。我的班主任对在同一学校教数学的我妈妈说：“康乐就是闭着眼答卷，也不至于差到这地步。”无论如何，或许是因为我的数理化成绩，我还是被选入了３０人训练班。

　　离高考只剩两周了，什么培训恐怕都来不及了。我们这帮人，生在六Ｏ年，先天不足，六八年入小学，九年来，学工学农学军占去了多一半时间。记得培训班开始前，我问我妈：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什么是二元一次方程，我妈说：你初中就学过了，我硬说老师没讲过。

　　培训班开始了，老师们干劲比学生大。学校选出十几位各科最出色的老师，每位老师给一天时间，内容形式老师自己掌握。老师们翻出文革前的教材考题，稀奇古怪，听得我们云里雾里，考得我们垂头丧气。有几位老师，从早讲到晚，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还不肯罢休。

　　十几天很快过去了，我的数理化或许有点模样了，可政治怎么办？爸爸说：不用急，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原来这两周，爸爸四处收集、摘抄，整理了足有一本书厚的政治题。可怜父母心啊。整整两天，我把自己关在爸爸的办公室，死记硬背那些符号，压根不知说的什么。我那时是个极端单一心眼的人，对时事、国家大事充耳不闻。当年那些政治题于我如天方夜潭。在我读书的生涯里，那两天最艰苦，最刻骨铭心。

　　高考开始了，第一天上午考的什么不记得了（语文？）。下午考数学，我的拿手戏，不慌不忙坐进教室，考卷到手，却什么都忘了，全不会。有一题，我妈妈前一晚刚教了我，就是记不起公式，稀里糊涂做了一遍，一点把握没有。回到家里，我妈见了我好高兴：“昨晚刚教了你的题，肯定作对了。”我一句话说不出，只知道流眼泪，妈妈才知道事情不妙。碍于明天还有考试，妈妈鼓励道：“不要紧，今天没考好，明天的考试还应该认真对待。”

　　第二天的理化，好象还有政治，本是我头疼的科目，却考得一路顺风。但因为前一天数学的惨相，我无法为第二天的成绩而高兴。

　　七八年春节前几天，通知书开始来了。一些好事的家长学生，每天去邮局等信查信，谁谁的通知来了，很快传遍全城。家乡是个小县城，似乎人人都知道哪个孩子是哪家的。

　　除夕那天，另一位在校生接到了川大的通知书。川大也是我的第一自愿，却不见我的通知书。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尝到失眠的滋味。在我十七年的生命里，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希望，也真正体会到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坐失良机的痛处。我当时根本不相信半年后还有凭考试上大学的机会。过去，我从来没有把上大学同我连在一起过，教师的子女，加上地主出身，在那个年代是社会的最低层。尽管我深知这点，但从不为此伤脑筋，世界生来就如此，我能有什么办法，恰好可以为自己不努力做借口。但现在不一样了，凭成绩上大学，考不上，只能怪自己，这正是痛之所在，也是心之不甘所在。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躲在家里看书，什么心思也没有。快到中午了，一位朋友闯进家里，大声地喊：“你们家可以过个好年啦！”我们急不可耐：“什么事？”“康乐的通知来了，是川大。”

　　那一刻，我的心情，我想同那年每一位接到通知书同学的心情一样，如愿以偿了，以为天底下上了大学便再不会有烦恼了。

　　午饭后，爸爸等不及邮递员送信来，自己跑到邮局取信。回来后让我猜是什么系？数学？当然不是。物理，也不是。猜不着。爸爸说：“是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化学是数理化中我最不喜欢的科目，更没听说过分析化学。不过在当时，有大学上比什么都强，哪还顾得上什么专业。

　　那天下午，是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好日子，看到父母脸上按耐不住的喜悦，我真的很为自己感到骄傲：我终于做了一件让父母宽慰的事！去年，我弟弟的儿子为学校的作文，问我爸爸：“爷爷，什么是你一生最高兴的事？”我爸爸不加思索地说：“大女儿七七年考上大学。”

　　直到今天，我依然以自己是七七级大学生为荣。我本不属于这帮人，但命运却让我赶上了这班车。就因为如此，我始终觉得同七七级这帮人有缘分，也因而格外珍惜同他们之间的这层同学关系。愿七七级大学生们如２０年前一样，事事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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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２）－－离开家乡

　　七八年春节如愿以偿接到了大学通知书，春风得意。命运的转变太突然，我也实在太年轻，来不及，也不知道如何去想这一切变化于我今后一生意味着什么。也幸亏不知道，否则怕是没有勇气往前走了。人生的艰难，对十七岁的年轻人是太遥远，太空洞，太不切实际。年轻的心充满了幻想、憧憬，也充满了过多的自信，没有容纳“艰难”这个词汇的空间。

　　春节的热闹尚未退去，便到了该离家上大学的时候了。收拾行李，爸爸一人全包了。家乡到成都，３小时的路程，可爸爸不放心，坚持要送我到学校。我不反对，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当时，我哪里能够理解父母的心情，更没有意识到这一出去，便是我独立人生的开始。父母的家曾是我生命的避风港。在找到我自己的家之前，还将有一段漫长的孤独的路，要我自己去闯。

　　那天去成都，本来只需３小时，却因铁路出故障，走了十几个钟头，半夜十二点才到川大。尽管夜深，校园里却热闹非凡。汽车未停稳，便有高年级同学爬到车上来接应，帮助拿行李，问是哪个系哪个班的。然后便领我到宿舍，宿舍门上贴了字条，上面还真有我的名字。当时心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他们居然没把我漏掉。总觉得自己太渺小，被漏掉的可能性极大。到宿舍时，我已精疲力尽，爸爸把床铺好，让我躺下，便走了。我根本没想起来问一声：这么晚了，爸爸去哪里休息？多少年来，每每想起这事，心里就别扭。

　　第二天，爸爸领着我报了名，注了册，又到附近商店买了日常用品，连针线这种小事都照顾到了。下午近黄昏时，爸爸说他该走了，我送爸爸到川大门口，爸爸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只说了声：“我走了。”便转身离去。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心里突然一阵被撕裂的痛楚，泪水模糊了双眼。等我擦干眼泪，爸爸已经消失在远处。我独自站在川大门口，茫然望着爸爸离去的方向，不知道下一刻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世界突然变得如此陌生。那一刻，是我一生第一次体会到与亲人离别的痛楚。我的一生，似乎注定了有太多的离愁别恨，又好象是为了锻炼我独立生活，闯荡世界的能力，那所有的离别才存在似的，等到有一天，我终于不再害怕独立地站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面对生活现实时，我同亲人们离别的日子就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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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３）──大学四年

　　大学的生活，比我想象的平淡得多。也是一生中最难描述的阶段。太多的不定因素，太多新东西，心里的困惑也太多，又苦于找不到答案。虽然深知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珍惜。同学们多少都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经历，我却仍陷在想家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最初一两周，我仍按照在家的习惯，早起早睡，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可是连着好几天晚上，半夜十二点后，被宿舍里明亮的灯光搅醒，才发现除了我自己，同宿舍的同学都没上床，我昏昏沉沉地问一句：“这么晚了，你们在做什么？”没人理我，我也没精神等答案，翻过身又睡着了。几周过去了，我才渐渐明白，她们从教室回到宿舍，又翻开书继续读，至到半夜过后。同学们这种发奋精神，确实感动了我好一阵，这帮人简直是在玩命，就算文革耽误了几年，也不是一两天能补回来的。但最终这种气氛还是感染了我。不出二个月，我便加入了她们的行列，早自习，晚自习，披星戴月，没有周末，没有节日，马不停蹄地奔跑。不知道其他同学怎么想，我时常会停下来，问我自己：我这样没命地往前跑是为什么？目的何在？终点在哪里？这些疑问，自从上高中便存在我心里，原以为上大学自然会有答案，到现在才知道，大学本身并不是答案。我那颗被困惑的心，还不知要在茫然中徘徊多久，才可以终于找到归宿。

　　也是从高中开始，我便有一种生活在梦中的感觉，周围的人和事，都似乎离我很远，都似乎与我不相关联。也大概是这个时期，我开始反复地做同一个恶梦：一个漆黑的雷雨交加的夜晚，不知是谁紧追我不舍，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想跑，腿却软得一步也动弹不了，想呼救却叫不出声，周围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总是在绝望的心境中被惊醒。这个梦伴随了我许多年，梦里的场景如此逼真，我时常怀疑那个夜晚的事真的发生过。内心里，我渴望与周围的同学有更亲密的关系，渴望有人愿意听我叙说，并能理解我的困惑，更能告诉我答案，指出我生活的方向。但现实中，我总是清楚地感到与同学间的距离，似乎有无形的屏障把我同现实的人和事分隔开。我独自徘徊时深感寂寞，我置身于人群之中时更觉孤独，我期盼的不是热闹，我渴望与人的交流，理解，共鸣以及相互提高。

　　正是在这个时期，文学界开禁，各类伤痕反思文学出台，这对我无异于久旱遇甘露。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学期刊，小说，不分白昼，常常打着电筒通宵达旦。上晚自习，我根本不能去图书馆，一到那里，我肯定会给自己找个理由，借一本期刊，本意是休息几分钟，换换脑筋，结果一晚上泡汤。我从没下过农村，却十分钟爱与知识青年有关的小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与他们有一种天然的相通，我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渴望，我甚至希望过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什么经历也没有过，可我试图从他人的艰难历程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及价值。还记得龚巧明那篇“思念你，桦林”吗？曾展示给我人间真情的美好，还有《当代》上那篇“晚霞消失的时候”，曾告诉我生活可以从不同侧面去理解，给了我那颗失落的心以安慰。还有很多其它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曾从不同角度给予我人生的启迪，尤其后来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曾经让我有了那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想要一步跨入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时代”。但最让我感动不已的，却是那台“于无声处”的话剧。我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遍又一遍地体味，一遍又一遍地哭泣，不知道是哪一点，那部话剧就那样的让我感动至深。其中所唱的一曲“红梅赞”，到今天还能让我心动。忠贞的爱情？不完全是。如果爱情仅仅是男男女女，卿卿我我，虽然美好，却难以令我感动至深。如果爱情又与某种高于生活的理想相联，恐怕才是感动我的原因。我怀疑如果我生在二三十年代，很难说我不会成为江姐林道静那样的不要命的“革命者”。

　　常听到同龄人惋惜青春已去，怀念大学时朝气蓬勃的岁月。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同感。年轻的心是那样的敏感，年轻的岁月，留给我的总是痛苦惶惑的记忆。我知道（现在知道）那些其实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类痛苦。但在当时那些痛是那样的真切，惑也是那样的绝望。大学四年，曾经历了死去活来的初恋的失败，也曾认认真真地谈过朋友，但无论是书本小说，还是男女真情，都没能解答我内心深处的困惑，我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固执地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大学的日日月月，对于我始终象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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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４）──在北京的日子

　　八二年初，大学毕业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北京。记得坐火车去北京的路上，一翻过秦岭，在四川见惯了的绿色便完全消失了。极目远望，一遍荒凉，见不到一点生气，我本来就灰暗的心情象是找到了另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从而感到愈加灰暗。都说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到了外地都会挑三拣四觉得处处不如家乡四川，我也自然逃不出这个圈套。我怀念四川，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生长的地方，是父母亲人所在的地方，也因为当时那颗年轻的心已有所牵挂。更有那里的青山绿水，那些炊烟缭绕竹林环抱的乡间景色，都是我念念不舍的原因。如果我当时没有到北京上研究生，我敢肯定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四川的。我说是糊里糊涂进了北京，一点也不夸张。大学的最后一年，本来没打算考研究生，是被当时的班长骂了一顿没出息，才硬着头皮报了名。报名时，草草选了个单位，只因为那个单位要求考的科目最少。考完后有人问我考的什么单位，我竟然都不知道。

　　初到北京，寒冷的天气，说普通话的别扭，更加上北京的不能下咽的饮食，使我从坐上火车就有的那种灰暗的心情更加沮丧。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这种心情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过。从一到北京开始我就明白：北京不是我应该逗留的地方，北京不属于我，我也永远不会认同，更不会融入北京的生活及文化。

　　研究生时的住房是那种北京典型的筒子楼，楼道里漆黑，堆满了各类杂物，并兼作各家的厨房。邻居都是有家室的同事，多数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一家两代甚至三代挤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间里。我当时本来就沮丧的心又因此多了一层悲哀，这就是知识分子生活的现状？这也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写照？这就是从七七年开始，我为之奋斗又满怀希望的未来？倒不是我对物质享受那般追求，而是那种无力改善现状，无力把握未来的无奈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相信，那些住筒子楼的大学生们，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对生活有过幻想，到现在却只剩下了为生存而奔波的无奈。我当时虽然不知道我的未来将是什么样，但有一点我很明白：我决不会在这种筒子楼里了此一生！

　　尽说了北京的不是之处，其实有一个北京的地方我曾经喜欢又怀念过：白石桥路上那一排高大整齐的杨树。黄昏的时候，昏暗的路灯下，在那条路上骑车而过，轻飘飘，微风习习，是极遐意的。可惜，听人说，就是那排杨树也已不复存在了。


　　八九年春夏在北京的经历恐怕要算在京几年里最该提及的了。春天的时候，运动刚开始，我也是兴冲冲的往大街上跑。记得有一天从外面回到室里，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见到我，忙把我拉到一边说：“康乐啊，你可不能这样就跑出去跟着起哄。你年轻没有经历，我可是见过的，这跟文革造反没有什么两样啊。”我当时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老师，这次你可是不懂了。后来北大停课了，有一天得空到北大去看看，因为当时北大是运动的中心。在北大一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心里确实闪过这个念头：“这很像文革的大字报”。等到我逐字逐句读过那些文字后，才在心里不得不佩服老师的先见之明。那些文字里，处处流露出对李鹏等领导人的侮辱及人身攻击。我不认识李鹏，也不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坏事，但我知道他也是一个人，对任何人的侮辱及人身攻击，对于我都是难以接受的。我当时就想如果给予这些学生以文革时期那样的自由，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象当年对待刘少奇及其走资派们那样对待李鹏。如果理由充足，动机正当，我们就可以毫不留情的对人加以攻击。我或许对这类事情过于敏感了，大概与我在文革时的经历有关吧。

　　从文革到８９年，二十年的岁月，我们并没有真正地领悟到多少道理，也没有真正地长大多少。反省从来不是我们民族的长处，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过去的错误里吸取教训，我们还能够从哪里学会道理呢？我不否认，在那次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多数的人怀有良好的愿望，怀有崇高的舍身为民的精神。但是街头政治，在当时仍然是我们偏爱的方式，很可能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却又可能是最无用的甚至最可能有害的救国救民的政治手段。我并无意在此对那次运动作出任何评判，只是谈谈我作为参与者旁观者的体会而已。

　　从北大回来后，我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游行请愿活动。记得有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历史大事件啊，你不参与，今后怎么对后代交代？”　我说：“我就告诉他：我仅仅是个旁观者。”我曾经那样容易地被那些愿为崇高理想献身的英雄们所感动，如今轮到我也可以崇高一回的时候，我却只想做过旁观者，我想我从骨子里就压根没有英雄的本质，只是“叶公好龙”而已。

　　六四那天一早，我和另一位学生就赶到附近的北方交大探听情况。看到黑板上列出的失踪学生的名单，我的心从来没有象那一刻那样的悲哀过。这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辜地逝去了。他们的父母曾经怀有怎样的期望送他们到北京来念大学，却得到这样凄惨的结局。无论谁该对此负责，也再无法挽回失去的生命和那些曾有过的美好的憧憬和期望。就在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离开这个国家，永远离开这个生养了我的土地。我即使需要浪迹天涯，也要找到一个国度，一个有理性的国度，一个可以通过合法和平的手段便可以改变其社会之不合理的国度，我不能想像我的儿孙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我由衷的期望这个国家繁荣昌盛，这里的人民早日觉醒长大，但我已经没有耐心等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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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5)──在横跨欧亚的火车上

　　８９年１０月底，几经周折，我总算领到了那本要命的护照，踏上了可以载我远走高飞的列车。我不知道这一去，命运将带我到何方？我真的是要去浪迹天涯了。我当时要去的是捷克布拉格，因为丈夫在那里念书。但是我们都知道，捷克不是可以长住的地方，至于今后要去哪里，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好些朋友都不解我花那么大功夫，为什么选择去了捷克？其实根本没有选择一说，捷克在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我们随时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因为我曾在那里念过几天书，那里的导师极其友善，我什么时候说要去，他就会帮助给办手续。在那个年代，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会对中国人这样友好宽容接纳。
　　坐火车去欧洲，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从北京到四川的火车，仅仅三十六小时的路程，已经让我倒够了胃口。而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整整六天六夜，还不会让我吐血啊。不过就是要吐血，我也没有选择。自费出国，坐不起飞机，能够坐火车，该是千恩万谢的事。上了车才发现，出国的火车都是软卧，很舒服，一间包厢四个人，男女不分。我住上铺，与我对应的另一个上铺是一位年纪与我相近的男同胞，我的下铺是位上年纪的女老师。列车从北京出发向内蒙古方向开，整整一天也未能出国门。在境内的这一天，包厢里，大家都很安静，各自似乎都有心事，其他包厢的人也没有来往。我还以为坐火车就是这种情形。那天深夜刚过十二点，我们便被吆喝起来，说是列车到了边境，要检查，人需要下车等候，行李全部留在车上，不准带走。在候车室等候期间，气氛似乎有点异样，大家都很严肃，好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审判。有一个与我们同车厢的年轻人，不知为什么脸煞白，大汗淋淋，我以为他病了，关切地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却不言语，走到角落独自呆着。慢长的几十分钟的检查总算完了，我们回到车上，不久就过了边境线，出了国门。记得跨过边境的时候，我们都趴在窗户上，望着边防的灯光渐渐地抛在了后面，大家无不兴奋地嚷嚷：“过了，过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马上发现车上的气氛全变了。每个人都那么健谈，那么兴奋，每个人都毫不隐瞒地说自己的经历，聊自己的家人家事。而且包厢之间互相串门，过道里欢声笑语，有点过节的味道。我那位上铺的“邻居”告诉我，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办出国手续是瞒著单位的，他要去西德，但在西德举目无亲，是一位远亲帮他办理的手续，他的孩子和妻子都还在国内，自己要先去创出路来，才能接她们出来。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昨晚那位脸煞白的年轻人说，他就是运动期间电视里那位坐在汽车顶上，头缠白布条，摇旗呐喊的戴眼睛的青年，属于纠察对象。据他说，昨晚他的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不过还好，总算过了关，他也是要去西德。那位女老师是借公差去西德看望孩子。其实几乎满车的人，都是要去西德的，西德政府真是很宽容，就这样一车一车地接纳了这些离家出走的中国人。

　　与我们隔壁的包厢里，只住了两个年轻的女生，包厢很空，成了我们聚集的地方，加上她们家里给准备了极充足的食品，于是我们就每天在那里打“牙祭”，聊大天。六天六夜，要在平时不留神就过去了，可在车上，真是很漫长的日子。闲聊中可以知道，每个人出国的打算，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破釜沉舟”的决心。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是一群“逃荒”的难民，出国办手续时也都有过“痛心疾首”的经历。我们都表示，这一去，如果不换本护照，决不再回国。没有经历过六四期间以及之后在北京的场景的人，很难理解我们那时“逃难”的心情。

　　列车经过位于西伯利亚的贝迦尔湖时，绕著湖走了大半个圈儿。当时正是深秋时节，湖水碧蓝，周围尽是望不到头的白桦林，桦树叶金黄灿烂，桦树杆雪白耀目。放眼望去，没有人烟的痕迹，只有美丽的大自然，其境其色令人难忘。

　　列车在苏联境内的经历最让人兴奋。每到一站，就有当地人或在窗口，或到车门口来买中国货。最受欢迎的要数电子表，牛仔裤或二锅头，这些东西在国内很便宜，而卢布在当时还算值钱的货币，如果你就在苏联境内花的话。我们因为要在莫斯科转车，又不愿用宝贵的美元去换卢布，所以乐得卖掉一些随身的物品。记得我卖了一块电子表和一条牛仔裤，就换得了足够的卢布，可以在莫斯科吃喝一两天了。

　　坐火车出国是非常愉快的经历，我曾经那样的诅咒坐火车，没想到这次却坐得有点恋恋不舍。那几个仅仅相识了一周的同车人，我与他们竟有了情同手足的感情。但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火车终于还是不情愿地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们一行六七个人，又一同到红场等景点转悠了一回，莫斯科像蜘蛛网一样复杂的地铁系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莫斯科吃饭之便宜，简直就跟不要钱似的，我用一块电子表和一条牛仔裤换来的卢布，怎么花都花不完，到了还是烂在手里没的用，因为出了苏联，卢布就跟纸没多大差别了。

　　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都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了。我们都不知道今后会去哪里，甚至都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按照火车的钟点先后顺序，我们一起一个一个地相送，直到那晚十点过，我独自送走了我那位上铺的“邻居”，我们互道珍重，却不能说再见。幸亏夜色遮掩，我不愿对方看到我已是泪眼模糊的双眼。不是有首歌里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我的眼泪是不可以流在莫斯科的。

　　送走了所有的同伴，夜半三更，只有我还独自徘徊在莫斯科空空的车站里，我这才感到了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记得那年在川大门口，爸爸离去时，我也是这样地茫然过。人要长大真不是容易的事，至少对我是如此。每一次离开熟悉了的人和环境，我都会经历那种撕裂般的痛楚。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将最终停泊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但我始终相信，我这样一次次地被迫远走高飞，一定有我不甚理解的原因和道理。我不能接受生活只是偶然的机遇巧合，纵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是如此，可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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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６）－－引我回家的道路
　　
　　我一直在想该怎样来结束这篇已经写了很长时间的文章。显而易见的，我早已走出困惑，也很清楚当年困惑的缘由。人活在困惑之中，并不仅仅因为生活艰难，多半还因为不明白生活的方向和目的，却又急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活着，至少对我是如此。对此，我已经在《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一文中描述过了。我想最好还是用一个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稍带宿命论的轻松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我素来有点相信宿命论，不过还不至于到迷信的地步。生活中有些事发生了，科学逻辑理性都解释不了，想多了把自己搞得神兮兮的，不如从轻看待，当个故事，娱乐娱乐。下面的事就属于这一类。

　　我从小学到高中，受了九年的初级教育，换了两个学校三个班。当时在班上，每个学生都给个学号，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学号是４４号。五年后上了中学，重新编班，又得了个学号，又是４４号，有点巧合，也不足为奇。三年后上了高中，又是新班，又是新号，我还是４４号，这就有点蹊跷了，怎么会这么巧，三个班的同学完全不同，都是打乱重新编班，重新编号，莫非４４跟我有缘份，是我的幸运号码？我着实在心里面嘀咕了一阵子，４４从此成了我的秘密号码，我记住了４４这个数字。

　　后来就上了大学，又上了研究生，又结婚，又生孩子，又出国门，４４再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我差不多已经忘了这码事。直到十几年以后，我独自在捷克布拉格漂泊，又辗转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住处是来之前导师帮忙给租的，那天头一次来到那个房间，抬头一看，竟是４４号，心里掠过一阵惊喜，久违了，４４，我的秘密号码，在当时那种极度沮丧的心境之下，真的希望过，４４确实是我的幸运号码，我的厄运或许将从此有了转机。果然半年不到，我就拿到了美国的签证，踏上了向往已久的美国的土地。丈夫在圣路易斯机场接上我，在高速公路上转悠一阵后说：“我们马上要上４４了。”　他说者无意，我听者有心，我忙问：“什么４４？”

　　“４４是回ＲＯＬＬＡ的公路，上了４４，就相当于回家了。”

　　喔，原来，４４是引我回家的道路。

　　自从１７岁那年离开父母上大学，我就象一片漂落的树叶，虽然结了婚，生了孩子，却从来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我们一家三口也从来没有团聚在一个家里。９１年到美国时，我已过而立之年，却还不知家在何处。９４年，在ＲＯＬＬＡ上完了学，丈夫与我又双双在ＲＯＬＬＡ这个小地方找到工作，真的建起了一个家，一住就是十几年，ＲＯＬＬＡ是大儿子成长的地方，是小儿子出生的地方，是我们唯一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ＲＯＬＬＡ也是我心的困惑得到安抚的地方，是我终于从恶梦中走出来的地方。ＲＯＬＬＡ就坐落在４４的旁边，而４４却是唯一把ＲＯＬＬＡ同外面世界相联的要道，也几乎是唯一回家的路，我每天上下班都需要跨过４４，每一次，我都要在心里把这个故事又咀嚼一遍。４４就是这样地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每次出门回家，开车在４４上面，我总要想到那首乡村歌曲“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ｏａｄ，　ｔａｋｅ　ｍｅ　ｈｏｍｅ”，心里就充满了阳光和喜悦。我曾跨越万里之遥，差不多围着地球绕了两圈，却在美国中部这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无论人生是由先天决定的，还是由偶然事件串联而成的，我都无疑属于幸运的那一群。但愿天下的人都能像我一样走运，找到自己心的归宿，踏上回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