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布拉格

　　第一次到布拉格是１９８５年的１０月，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大概因为年轻，也因为语言的障碍，加上又是秋末冬初，刚到的前几个月简直就像是下了地狱，我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的孤独过，思亲思乡之情如洪水一般淹没了我。直等到第二年开春，有一天早上照例坐着有轨电车去学校，电车在进小城广场的时候转了一个弯，小城广场突然间明亮地显现在眼前，在那晨光的斜照下，在小城广场那些雕琢精美的浅黄色的建筑的衬托下，一大片鲜红无比的郁金香竞相开放，我一下子有点惊呆了，这样美丽的景色，这样如火如荼的花束，这样突如其来地呈现开来，在我的生命里是第一次见到，恐怕也永远只会是第一次了。


　　从那天早上以后，我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也好像是为了配合我的心情，天气也开始暖和起来了，我这才有了兴致去寻觅布拉格城里的各色景点。布拉格当初是，到现在仍然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城市。也是我思念致深的少有的几个地方。

　　记得小时候总有个梦想，能有一个果园，树上的水果可以任我摘任我吃，直到今天这个梦还在左右着我，有了房子有了地，第一件事就是种上各类水果树。没有想到在布拉格，这个梦想的实现来得这么自然这么容易。在布拉格，果树到处都是，随便摘。在我住的学生宿舍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果园，里面果树应有尽有，苹果，梨，以及最让我们中国学生上感的樱桃。到了六－七月，樱桃红了的时候，常见到树上有中国学生，去到中国学生的宿舍，几乎个个都在吃樱桃，看来想过摘水果吃水果瘾的不止我一人。



　　布拉格被蜿蜒流淌的美丽的伏尔塔瓦河（Ｖｌｔａｖａ）分成两半，１０几座桥横跨市区，将城市两部分协调巧妙地联为一体。其中最著名的是查理桥，春夏天的黄昏时分，我最喜欢去查理桥闲逛，桥上总是很热闹，桥头那几个拉提琴的风雨无阻，我从来也没闹明白，他们是卖艺的，还是为了给游客助兴的。无论如何，有了他们，桥上面就真的有了一种气氛，令我这个孤独的异乡异客都感到了些许温暖。我去查理桥，最主要的目的是去喂海鸥看天鹅。从小就喜欢鸟，但那时见到的鸟，都是极怕人的，见了人总是仓惶飞走，可布拉格的海鸥，专朝着有人的地方飞，你一伸出手，它就会滑翔到你的手边找吃的，就那么停在空中，连翅膀都不用扇动，海鸥长得肥肥胖胖的，很可爱。还有那些长年在河面上飘游的天鹅，悠闲自在，好一幅平和的景象。据说，从前天鹅都是秋去春来，后来发现这里的人们特别友好，冬天荒芜的时候，就会领著孩子提着面包，到河边来喂天鹅，从此天鹅冬天也不愿离开了。




　　布拉格的古建筑金碧辉煌，保护得十分完美，教堂林立，雄伟壮观。黄昏时分，在幽静的石头铺就的小街小巷里，黯淡的街灯在滋润的薄雾弥漫的空气里闪闪烁烁，有说不出的韵味，说不出的温馨，说不出的美。但对於我，布拉格最美的莫过于大街上年轻的情侣们，他们旁若无人地默默地相偎相随，地铁的电梯上，公园的长椅上，桥头巷尾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幻觉，他们好像是那些表征爱情的雕塑，伫立在人间，永远也不会改变。捷克的年轻姑娘个个都是那样的清秀朴实，娟美无比，个个都像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以至我刚到美国时，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的姑娘怎么这么丑，这么俗！捷克人作为整体，是我见过的最整齐，最有教养，最有自尊，也最有理智的民族，我尊重这个民族，甚至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小却不弱的民族。

　　捷克布拉格如此这般的美丽，不难理解能产生象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这样伟大的作曲家，也不奇怪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念故乡”会被公认为是最美的慢板乐章。而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更是一部著名的赞美祖国的音乐作品，其中的一曲《伏尔塔瓦河》以其优美、宽广的主旋律形象地描绘了伏尔塔瓦河之静宜，充满了对它的歌颂和赞美。使我这个他乡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乐曲的悠美细腻之处。

　　第二次去布拉格，是１９８９年那个动荡的秋天，亲眼目睹了理智冷静的捷克人和平地从专制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我毫不怀疑捷克人能很快地从这种大的变革中脱颖而出，繁荣昌盛是必然的结果。那年年底新年除夕之夜，瓦茨拉夫广场上人山人海，每个人右手提一瓶香槟酒，左手拿一个酒杯，见人就敬一杯酒，给一个热烈的拥抱，再在你背上轻轻地拍两下，嘴里嘟哝一声：“新年好”。午夜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人群浮动，欢呼雀跃，其中流露的喜悦之情，很让人感动。那送走的不仅仅是一个旧历年，也是一个动荡的八十年代，更是一个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压制人性的旧制度。记得一个多月前，正在捷克学生游行于街头的高潮当中，我们几个中国学生曾聚在一起聊过一回，有人曾说：捷克人生活这么好，还有什么可闹腾的，要是我们中国有这么好，我们肯定就安居乐业了。我想，人对自由的需求和渴望，不甘于在强权下生活的反抗倾向，大概是不能被好的物质生活完全压制的，或者磨灭的，至少对一部分的人而言，是如此。

　　１９９０年在布拉格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的最低谷。走头无路，进退两难，国不国，家不家的无奈境地，每天早上一醒来，一旦神智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心就象是掉进了那无底的深渊，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往下沉。多少个黄昏时分，我漫步在布拉格幽静的街巷里，是那些闪烁的黯淡的街灯，就象是生命中的希望之灯一样，给了我些许安慰。



　　自从９０年年底离开了布拉格，到如今已经有十四年过去了，因为各种原因，我再也没有回过布拉格。但布拉格长久以来都是我的思念集中的地方。不知从哪年开始，我时常会计划退休后干什么，布拉格总是这些计划中的一部分。我渴望着有一天再回布拉格，不是仅仅去旅游几天，我要在布拉格的郊区租一个单元，在那里住上几个月甚或几年。春天时，我要再去观赏那些妍丽的郁金香；夏天里，我要再去那绵延的森林里采野生的蓝浆果，扯满地的荠荠菜；秋天的时候，我要再去满山遍野地寻找鲜蘑菇。我还要重新品尝那刚出烤箱的具有布拉格独特香味的黑面包加黄油，还有那唯布拉格才有的从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柠檬茶。。。我知道布拉格的美不是几天跑马观花似的旅游能体会的，布拉格的美是那种淡淡的，温馨的，需要长的时间慢慢地渗入到人的心里，留在那里，让人长久地回味无穷。

　　我心中的布拉格，我一定会再回去的！！

在中国坐火车

　　在四川上大学那会儿，曾经梦牵魂绕地想象过从家乡资阳经成都到北京的火车是如何的浪漫，又如何的富有情调。我中学最好的女朋友，和那位虽没说过几句话，却在心里暗暗喜欢了好久的高中男同学，加上其它几个同学，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们张张扬扬地相邀结伴北上，到了假期又风风火火结伴而归。每当轮到我到车站为他们送行时，记得好像总是在阴雨绵绵的夜半三更，眼巴巴地望着火车缓缓地启动，又漫漫地离去，同学们从窗口伸出手久久地朝我挥动，我跟着火车由走到跑到快跑，直到火车消失在远方。夜幕下，寒风中，火车里总是显得亮堂堂，暖融融的。相形之下，我站在雨兮兮的黑暗中，就越发感到孤单单，我想象着车上的同学们如何谈笑风生，向往羡慕之心油然而生。

　　等到８２年初，我大学毕业考上了北京钢研院的研究生，轮到我坐火车从资阳经成都到北京时，也是朋友车站相送，我也从窗口向朋友久久地挥手，直到朋友消失在远方，等我转身坐到座位上，却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那个亮堂堂，暖融融的车厢在哪里，那些谈笑风生的同学在哪里，我怎么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心情昏暗得同当年在站台上送同学远去时并无二样。上研究生的两年多里，我一共独自乘坐了七次四川至北京，北京回四川这趟列车，其间辛苦受尽自不必说，更让我这个不黯世事，自以为不识人间烟火的所谓“佼佼者”，从火车这面社会的窗口，初识了底层的生活，人间的疾苦，以及个人的渺小和无奈。

　　一次春节前坐火车回四川，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山人海，我照例是买的硬座车票，卧铺票一是难买，二是我也没钱。车上人挤人，过道上也坐满了人。到了晚上，连我座位底下也睡了人，我缩在靠窗的角落里，一整天没动过窝，才想起要上厕所，便站起来从人身上一步一步爬过去，好不容易挨到了厕所，发现里面也挤满了人，上厕所简直是异想天开，我觉得自己象个小丑，周围的人只用眼睛看着我，没人吭声，大概觉得我是个天外来客，都什么时候了，还想上厕所。我又一步一步爬回到座位，便再没挪过窝。也是因为太挤吧，服务员既不送水，也不送饭。３６个小时的行程，我滴水未进，颗粒没沾。等车到成都，我已是半昏半迷，勉强提着行李走到车门口，下车时一脚踩空，便摔倒在站台上。我的记忆到此为止，我不记得我在站台上坐了多久，也不记得是怎样转车回的资阳老家。

　　还有一次暑假回四川，我照例坐在靠窗的角落里，对面坐的是一个农民模样，六十岁上下的男子。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别人不找我说话，我是决不会与人聊天的。他似乎也是这种人，所以我们一路没说过话。可我发现，第一天中晚两顿饭他都没买，我们吃饭时，他总是把脸转过去，望着窗外。第二天中午，他又没买饭，我的心开始发紧，我开始猜想他为什么不吃饭，而且我得出结论：他一定是没钱买饭。等到该订晚饭时，我故意让同排和对面的人先订，想看看对面那位两天不吃饭的男子会不会订饭，果然他又没订，我的同情之心突然变得如此强烈，让我无法再看他又不吃饭，我告诉服务员给我订两份，服务员追问一句：两份？我肯定地点点头。等饭送来后，我旁若无事地把饭放到一边，等临座的人都开始专心吃饭时，乘大家不注意，我把身子前倾，小声地说：“嘿，你能不能到车厢接头的地方去，我有话要对你说。”他疑惑地看着我，没反应过来，我又说了一遍，他好像听懂了，不一会儿，他站起来走了，我又等了一会儿，才拿着一盒饭也走到车厢接头处，他站在那里，见我过来，仍是满脸不解地样子，我走到他跟前，告诉他：我知道你已两天没吃饭了，我订了两份，给你一份。他没说话，只是紧咬着牙关，摇摇头。我下意识里隐隐地觉得，我这样做很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心。可我还是坚持到：我已经买了，你不吃，我也只有扔了。我似乎看见他眼里有泪花在闪动，他仍咬着牙，没说话，只是很恭敬地点点头，就把饭接了过去。我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阵难受，眼泪也开始在眼里打转，我赶紧转身离开了他回到座位。等他回到座位上时，他微微地对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之后不久车就到站了，我们便各自东西，始终没说
过一句话。

　　最后一次独自从资阳坐火车回北京，是８３年暑假过后。在资阳上车，因是早班车，还不算太挤，我找到座位，顺手把两件行李都扔在行李架上。不一会儿，来了查票的，我从行李架上的提包里掏出那张资阳至北京的通票，查完票后，便顺手把票放在裤兜里，然后闭上眼，小歇了一会儿。不知过了多久，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分钟吧，车到了一个小站，我睁开眼，习惯性地朝放行李的地方看了一眼，糟糕！我的两件行李怎么都不见了。我赶忙问同座的人，有没有看见谁拿了我的行李，有人说看见原来坐对过的人拿走了。我一时傻了眼，平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学生证，钱，衣服和书籍，身上除了那张到北京的通票，一分钱没有，连张纸都没有。我站在那儿，眼泪忍不住往下流，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及沮丧，盘算着下一步该做什么，我该不该去追那个小偷，不追实在不甘心，追又该到哪里去追？该问谁？有谁能帮忙？我当时真希望自己是个泼妇，懂得如何撒泼，敢于坐在地上一帕鼻涕一帕泪地哭诉自己的遭遇，祈求帮助，把心里的怨气撒出来。可是我不会，除了哭，我什么也不会。我发疯似地朝着人们告诉的小偷去的方向走去，过道里不知什么时候堆满了箩筐背篓扁担，简直寸步难行，我不顾一切地推开挡在过道的人和物，在人们的一片叫骂声中往前艰难地走着，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要去哪里，找小偷是显然无望的，可我就是不能让自己停下来，我哭着走着，象个疯子，好不容易遇到个列车员，让她帮忙，她只说道：我到哪里去找小偷？便不再理我。我走到车的尽头，掉过头又走，走了两个来回，累得哭得精疲力竭，我开始平静下来，就找了个车厢接头处的角落，坐了下来。那一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也深深地感到青春年少时候的那股朝气悄然地从我心里溜走了，我虽然还很年轻，才刚刚２３岁，可近两年的奔波，无休无止的思念牵挂和无数次劳民伤财的长距离跋涉，我已耗尽了青春的热情和朝气。我累了，我好想找个没人的角落歇息，我也好后悔当初考了北京的研究生，我好后悔当初毕业时，没去那个重庆的工人疗养院，我知道我从来不是有抱负的人，在那个晋云山的脚下，在山水环绕之间，安一个自己的窝，远离城市的喧哗，借来天下的好书，过我自己的日子，我一定会满足的，何苦如此奔波劳累，落得今天的下场。

　　在成都转车时有近一个小时的空余时间，在车站附近一家朋友那里借了十块钱，才免了没钱吃喝和回北京没钱坐公共汽车的难堪。

也是工作和挣钱

９４年夏天，神使鬼差，读了三年多的学位正热火朝天，不知怎么了就决定试试就地找工作，不出两个月，人家就真的给了个工作，而且马上就要上班，还必须是全日工（ＦＵＬＬ　ＴＩＭＥ）。我竟有点傻了眼，都说工作不好找嘛，怎么这次这么快？真的要把读了多一半的学位就这样搁下不要了，心又开始疼了。我喜欢我的专业和课题，镜像对称药物分离分析（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ｒａｌ　Ｄｒｕｇｓ），在当时也算是热门方向，但在ＲＯＬＬＡ这个仅有两三万人的弹丸之地，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地方，这个专业毫无用处。先我之前的毕业生多半都是到了东部那些大的药厂，小道传回来的消息总是风风光光的。我也曾在瑞士那个大药厂工作过几个月，窗明几净的实验室，世界一流的各种仪器，层次不同的员工在分工极其明细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毫无怨言。当时为了全家能团聚在美国，离开瑞士时，曾在心里狠狠地想，我一定要在美国也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算是今生少有的宿愿。到了ＲＯＬＬＡ上学时，系里只有一个教授做药物分析，他组里的学生个个神气活现，进他的组比登天还难。我在系里游荡了一年多，硬顶着不找导师，发誓除了药物分析，别的专业决不问津。好不容易使尽解数挤进了那个组，各方面都进展顺利，课修完了，资格考试过了，文章也发了几篇了，但导师不善，每个学生不出十篇文章不让走人。正在这当儿，丈夫毕业了，喜上加喜，立马就在当地唯一的一家化学公司找到了工作，紧跟着就宣称，今生哪也不去了，就把家安在ＲＯＬＬＡ了。ＲＯＬＬＡ好是好，我也喜欢，就是机会太少，如果不想与丈夫在同一个公司工作（打死也不愿意），就只有在学校里给人打杂，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干活，至少是ＲＯＬＬＡ这个大学的实验室，是因为缺少专人管理吧，总是又脏又乱，黑漆漆的，要什么找不到什么，每天气不打一处来，临时当个学生还好说，一辈子就窝在那儿工作，不可想象。难道我拼死拼活读完学位就为了要在家呆着？或者当初漂洋过海，就为了到别处找个工作，过夫妻分居的苦日子？

　　正在这个又欢喜又彷惶的日子里，朋友传来话，他在的那个小公司最近有空位，问我想不想试一试。我没多想就把简历寄了过去，试一试又何妨？不想人家真的就看上了我，马上要上班。我一下子有点慌了神，忙问那工作到底是做什么，公司又是干嘛的？才知道那家公司生产微型玻璃珠及其它医药用玻璃，总共不到１５个职工，老板是大学教授，那份工作主要管质量监控，外加产品分析，外加各类操作程序的编写，外加应付政府客户的检查，外加……总之公司太小，分工不明，能者多劳，没人做的需要做的就都是你的活。我去不去？悲观点说，这很有可能是我在ＲＯＬＬＡ唯一能找到的还说得过去的工作，我见过好几个教授的太太，都是有高学位的，老实点的在家呆了一辈子，不甘寂寞的给人买卖房地产，大陆的太太呆不住的，到外地找了工作，最后把丈夫也给带走了。我不知我属于哪一类，我不想在家呆着，我知道如果家成为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将不会再象现在这样珍惜和热爱在家的一分一秒，也不会有那种沁人肺腑的温馨感受，我也不想买卖房地产，我更不能到外地找工作把家仍下不管，似乎除了接受那份工作没有别的选择，我一咬牙，就决定去那个小公司上班了，开始半年还硬撑著以为可以边工作边读学位，然后才知道自己根本没那个本事两头兼顾又照顾好家和孩子，到头来肯定是三方俱伤，这才彻底绝了读学位的心思，安心工作，养家糊口过日子。

　　一晃七八年就过去了，工作由开始的紧张压力到轻车熟路再到百无聊赖，生活稳定了，钱也挣得不多不少，工资多一万富不了哪去，少一万也穷不了多少，在公司的职称头衔也就那么回事，叫什么都干同样的活。只是有几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会把过去的事翻出来咀嚼，问自己一些难堪的问题。我曾经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自己聪明过人，今生不定能成就何等大事业，既使不能呼风唤雨解放全人类，至少也该轰轰烈烈搞出个什么发明创造。到如今已过不惑之年，每天的工作千篇一律，也看不出今后几年内能翻出什么新花样。我决不是在抱怨生活，也不是活得无聊，只是心里的某个角落里有一种断开了的感觉，找不到合适的解说把它连起来。不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吗？我何以知道我是怎样的一块才，到哪一步就算是才尽其用了？我从来都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有个目的，都是社会进步人类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份，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无法把我每天签发的那些产品合格证，那些抽象的分析数据以及起草的那些操作程序同任何与目的理想有关的词汇联在一起。偶尔碰上当年在同一个系里念书的同学，他们总要把话题扯到我没把学位念完，如何为我惋惜之类上面去，我无心解释更无法申辩，只是想我自己都能释然了，为什么你们还这般耿耿于怀。可是谁能相信我呢？社会的地位，他人的承认都不是我所关心的，但我确实在寻找自己的位子，寻找我的ＤＥＳＴＩＮＹ。

　　记得给小儿子念过一本连环画小人书，讲的是一个塑料小鸭子的故事。小鸭子产在中国，装上货轮准备来美国，不料海上遇到暴风雨被吹到了海里，历尽艰辛孤独，随风漂流，好不容易漂到了岸边，被一个小男孩拣起，带回家里放在了洗澡的瓷盆里，小鸭子高兴无比：“Ｉ　ａｍ　ａ　ｂａｔｈｔｕｂ　ｄｕｃｋ，ｆｕｌｆｉｌｌ　ｍｙ　ｄｅｓｔｉｎｙ。”幸运的小鸭子，它知道自己是ｂａｔｈｔｕｂ　ｔｏｙ，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可事情到我们人身上就不那么容易和显而易见了，一切都是未知数，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去体察，而且时间不能倒流，选择只有一次，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怀才不遇，有了患得患失？是不是也正因为如此，生活才丰富多彩，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时，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许诺，我们将长成什么样的人？我们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才华？哪样的生活哪样的贡献我们就能够感到心安理得，无悔无怨？就能够象那支小鸭子一样充满自信和满足地说：“Ｆｕｌｆｉｌｌ　ｍｙ　ｄｅｓｔｉｎｙ”？

　　２００１年，公司的一个起家产品终于通过了ＦＤＡ，可以在美国试用了。产品是一种微型玻璃珠，直径比头发丝还小，激活以后注射到肝脏可以治疗肝癌。有一天上班闲来无事，决定上网看看那个产品试用以后有什么消息。有个医院报导说，七个晚期肝癌病人接受了那种微型玻璃珠治疗方法，其中两人因癌症转移而死亡，另外两人癌症有程度不同的好转，另外三人，两次治疗以后，癌症竟然完全消失，整个儿好人一个了。那天以后，我怎么也抹不掉头脑里那三个痊愈的癌症病人的影子，要知道这些都是晚期肝癌病人，都已经经历了放疗化疗全无效用，都被医生宣布只有几个月坐等死亡的病人，怀着侥幸，试用新方法，几个星期后竟被告知，肝癌全消，你好了，没病了。我无法想象当事人和其家属听到这个消息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重新获得生的权力的心情，是我的笔墨无法描述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些经我检验又亲手签发了合格证的微型玻璃珠，竟有如此起死回生的神力，我无论曾经有过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有过怎样的对事业工作的抱负，对自己有过怎样过高的估计，我也从来没有奢望过我的工作会直接与救死扶伤起死回生有关联，我亲手参与生产的产品居然救活了人命，而且正在救更多的人命。前不久，那位专管生产此产品的同事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得了肝癌，正在芝加哥等待接受治疗，然后他又说：“Ｉｔ　ｆｅｅｌｓ　ｇｏｏ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ｗｅ　ｍａｋｅ　ｈｅｒｅ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ｈｅｌｐ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他告诉我这个，因为他知道我能理解他的那份喜悦和满足。

　　谁说不是呢？感觉真好，我禁不住想起那个小鸭子的感慨：“Ｆｕｌｆｉｌｌ　ｍｙ　ｄｅｓｔｉｎｙ”

９１１和我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是个平常的工作日子，我照常８点多来到公司，先沏了一杯茶，浏览一遍电子信件，就到了实验室。不一会儿，实验室的另一端有了一阵骚动，几个同事谈论着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关于纽约什么地方被炸的消息。我当时正忙著，加之我对同事之间传递的消息总是反应迟钝，慢半拍，所以没往心里去。等到九点半过后，坐到计算机前，打开ＣＮＮ，才大吃一惊，我眼怔怔地望着两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顷刻间变成废墟，那如云的尘埃，四散的人群，以及接踵而至的更多的坏消息，我完全被这意想不到的场景惊呆了，我的心随著那坍塌的大楼往下沉，眼泪也不由自主地顺着脸往下流，心里体验着那股透彻的与受害者息息相连的刺痛。

　　自从９１年春天来到美国，整整十余年过去了，平常里总是忙，忙著上学，忙著挣钱，忙著养家，忙著养孩子，也忙著种菜种花种果树，竟从未意识到我的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同这个宽容广大的国家这样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国家的危难，就跟自家遭了难一般，令我担忧。那几天里，我都惶惶惚惚，做什么都不在心上，上班下班都坐在计算机前看新闻，或者捧著一本《时代周刊》，读那些遇难者幸存者的故事，常常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那段时间，正值公司换了新的经理，我正跟这位新头头和另一位同事闹别扭，有时心里真有一股“记恨”难以排解。一天中午，我开车出去吃午饭，一边听着新闻，在等红绿灯时，收音机里传出女高音演唱的国歌，那样地庄严动人，沁人心腑，我心里突然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相通及柔和的情怀，觉得这个国家是那样的亲切，其人民是那样的亲近，就是那位让我难过的新经理和那位“可恶”的同事，我都觉得他们是那样的可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其实真的并不“可恶”，我们成了很合作的同事。那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想到这些年里所遇到的那些友人邻里，同事朋友。十余年来所经历的许多人事就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掠过，一幕一幕都还是那样真切，还像当初那样令我感动。

　　９１年刚到美国时，为了省钱，就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下了。房东是一位叫Ｂｅｔｔｙ的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她丈夫在澳大利亚工作，平常就她自己带着四个孩子，住楼上。那年十一月，我因为签证的缘故，不得不回国。Ｂｅｔｔｙ知道我们要去芝加哥转飞机，又知道我们从来没去过芝加哥，担心我们不认识路，闯到芝加哥危险的区域也不知道，她就亲手画了一张地图，标明旅馆的地址电话，并再三嘱咐，去了芝加哥，直奔那家旅馆，哪儿也甭去。又告诫送我的丈夫，送我上了飞机就直接回家。那年圣诞的晚上，丈夫一人在家，Ｂｅｔｔｙ知道丈夫为在中国的我和孩子而担忧，就让她的孩子们到楼下来给他唱“平安夜”，又送礼物，总之想法让他高兴。新年过后，儿子和我回到了家里。地下室的房间虽然小，但是被Ｂｅｔｔｙ收拾得极其温馨，我们住得很是其乐融融。儿子和楼上的孩子们年龄相近，在一起玩得很高兴。Ｂｅｔｔｙ对我们关怀备至，甚至可以说是庇护着我们，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教授给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基本常识和投资意识。自从住进Ｂｅｔｔｙ的地下室，Ｂｅｔｔｙ就不断地给我们灌输自己买房子的好处，给我们解释９２年那会儿的利息如何如何低，是买房子的大好时机。我们初来乍到，连生存都觉困难，哪里敢想买房子。可Ｂｅｔｔｙ说：你既然租得起房子，就一定买得起房子。正是在她的开导和建议之下，我们在９３年还未毕业，工作都没有着落时，就买了我们的第一个房子。事实证明，这不仅从财政上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也是我们作为移民在心态调整上极重要的一步，所谓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当时我们还都是学生，生活还靠著打工和助学金维持，我们倾其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栋看上去很破旧的，但在我们却认为很漂亮的房子。Ｂｅｔｔｙ的妹妹Ｃａｒｏｌｉｎｅ恰恰也住同一条街上，她不仅手把手地教我们修房子，又起早贪黑地帮我们修房子，而且分文不取。在Ｃａｒｏｌｉｎｅ的帮助下，一个多月，我们竟把那栋破旧得难以下脚的房子修整得极其漂亮。９３年感恩节前，我们住进了有生以来第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过了一个值得感激的感恩节。

　　后来Ｂｅｔｔｙ去了澳大利亚，Ｃａｒｏｌｉｎｅ却一直在Ｒｏｌｌａ，成了我们家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成了我们不是亲人的亲人。每次填表，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那一栏，总是Ｃａｒｏｌｉｎｅ，我们一家四口，每人每年过生日，Ｃａｒｏｌｉｎｅ都要送礼物，我们总是要在一起吃顿饭。有一年丈夫出了车祸，躺在医院里，家里唯一的车撞得稀巴烂，我在医院里照看丈夫，儿子在幼儿园没人接，外面又大雨滂沱，心里又一次有了那种无助的感觉。这种时候，想到可以求助的首先就是Ｃａｒｏｌｉｎｅ。记得那天傍晚，见到Ｃａｒｏｌｉｎｅ牵著儿子出现在医院门口的时候，我那颗悬著的心就那么“砰”地一下落了地，踏实了。

　　也是在我回国办签证的前几天，另一个朋友Ｓｔｅｌｌａ，专门来我们家，送给我一本Ｐｒａｙｅｒ　Ｂｏｏｋ，又亲自教我如何Ｐｒａｙ。并说在中国办事要是遇到困难，就Ｐｒａｙ，一定会有帮助的。在国内“披荆斩棘”办事的一个多月里，好多次都觉得走头无路了，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抱着那本Ｐｒａｙｅｒ　Ｂｏｏｋ，一遍又一遍地Ｐｒａｙ。诚然我无法证明Ｐｒａｙ给予了我实质性的帮助，但确实给了我那颗孤独无助的心极大的安慰，使我第二天又有了勇气去面对现实，计划新步骤解决我的难题。毋庸置疑的是，那一个多月里好几次的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和最终完满的结局实属我一生中的奇迹。Ｓｔｅｌｌａ给予我的帮助，远不是用物质的尺度能够衡量的。

　　９２年一月带著儿子回到美国，正好赶上学校开学报名。我因为上学期未能将签证转成Ｆ１，不仅原本的奖学金一分没拿到手，还要补交州外费。丈夫的导师又把他的奖学金减了一半。而我因为回来太晚，系里的ＴＡ，甚至改作业的工作都分完了，新的学期我又必须交州外费才能上学，加上回国的费用，孩子上托儿所的花费，我们真的是又一次山穷水尽了。我找到系主任申请资助，他说太晚了。我说：“我总共只需要一两千美元（一个学期），以免去我的州外费，一两千对系里是无足轻重的，而对我却是上学或退学的差别。”我说了这一句，也只说了这一句。系主任听了，沉默了片刻说：“你说得有道理，我给你一个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免去州外费。”就这么简单，事就办成了。这件事之所以对我这样地刻骨铭心，以至十几年来总想找个机会说出来，是因为在当时心理上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刚刚从国内那种办事的烦琐复杂，无律可循，节外生枝，事无巨细都要门路的环境中走出来，而这边办事之简单，竟让我到了感到“震撼”的地步。我对那位系主任始终心存感激。

　　丈夫喜欢打桥牌，在工作单位他与几个同事天天中午打桥牌，有那么几年时间，那是雷打不动的公司里的一景。九八年，当他的一位朋友也是桥牌搭档，Ｗａｙｎｅ，知道丈夫正在考虑申请加入美国公民一事时，他对丈夫说：“Ｉ　ｗｉｌｌ　ｆｅｅｌ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ｕｄ　ｉｆ　ｙｏｕ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丈夫为此感动得直到今天说到这事还会眼圈发红。

　　就是这些普遍的美国百姓，用他们宽厚的胸襟，善良的心怀，毫无保留地接纳了我们这些“外邦”来的陌生人，使我们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这片陌生却宽阔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又结果。记得从瑞士来美之前，我的那些好心的欧洲朋友同事们，曾力劝我不要来美国，说了很多让我生畏的美国的坏处。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不惜代价，离乡背井，甚至愿冒生命的危险，都要去投奔美国那片土地？一个法国小伙子说：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国度，一个人不管他出生于哪样的环境地位，在那里他都可以有自己的梦想，那里也给予了每个人无与伦比的机会去实现其梦想。Ｔｈａｔ’ｓ　ｉｔ！美国纵然有千不好万不该，仅仅这一条，就足以让我也愿以我的余生为代价，去那里为我的梦想而奋斗，也为了让我的孩子们可以拥有梦想而奋斗。

　　有一天傍晚，同丈夫在园子里散步，他轻声地哼着美国国歌，我不由自主地和着他一块儿哼起来，心里再一次感受到那样一种共鸣，尤其是国歌的最后那句词：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ｖｅ！”

　　这大概是对我所追随的、崇尚的、以及认同的美国精神最准确的描述了。我以能成为美国的一员而自豪，以能成为美国的一分子而备感幸运。９１１使我清醒地意识到了我自己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这恐怕是９１１的制造者所始料不及的。

生命路上我们曾相逢

　　上个星期六上午，丈夫和我来到教堂参加他的一个同事的追悼会（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同事名叫Ｎｏｒｍ。Ｎｏｒｍ生前实际上是丈夫的顶头上司，他们曾一起共事两年多，丈夫说Ｎｏｒｍ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Ｂｏｓｓ。


　　走进教堂那间庄严的大厅，我就感到有一口气堵在嗓子眼儿里，眼泪一个劲往上涌，我使劲咬著嘴唇，告诫自己，这可不是嚎啕哭泣的地方，甚至都不应是感到悲哀的地方，正如那本在门口拿到的小册子上说的，我们是来这里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ｉｆｅ。

　　我与Ｎｏｒｍ并没有见过几次面，在他们公司的Ｐｉｃｎｉｃ时见过，每次他都是烤肉的大厨师，穿一块油污点点的围裙，乐呵呵地照顾着那些热狗香肠之类的。丈夫每次一定坚持要拉我见一见Ｎｏｒｍ，既是因为他对Ｎｏｒｍ的尊敬，也是因为他认为能认识Ｎｏｒｍ是值得庆幸的事。Ｎｏｒｍ真正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的印象是在一次他们公司的圣诞聚餐上，我们已在一张离门口不远的桌子坐下了，Ｎｏｒｍ来的晚了一点，进门时朝着我们座位的方向挥了挥手，并没有停步，脸上容光焕发，洋溢着那种令人感动的真诚的笑容，神采奕奕，充满自信。不知为什么，就是那么一个瞬间，我就在心里感到同Ｎｏｒｍ有一种相通，一种无需交流的相知，一种情同手足的相亲。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健康的Ｎｏｒｍ，那次聚餐以后不久，Ｎｏｒｍ就病了，两年后就去世了。Ｎｏｒｍ是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只比我们大几岁，Ｎｏｒｍ也是我的生活中眼睁睁看着失去的第一个相识的朋友。

　　追悼会上，好几个Ｎｏｒｍ生前的同事朋友（包括丈夫）介绍了与Ｎｏｒｍ相识相处的经历和趣事，以及Ｎｏｒｍ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欢欣，帮助和启发，会场里不时有笑是声传来，Ｎｏｒｍ曾经给与他相处的人带来诙谐欢快，直到今天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一想起他，仍然令人忍俊不禁，我相信，Ｎｏｒｍ的在天之灵一定在与我们同欢笑。我的思绪渐渐离开了现场，想到了最近几个月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些与生命人生有关的事和由此而引发的感想。

　　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噩耗和坏消息就接二连三传来。先是一位大学同学因胃癌去世，然后是我高中最好的女朋友的丈夫（也是我同学）被查出是直肠癌，圣诞以后又收到在捷克的一位十几年的朋友称他也是直肠癌并已经转移到了肺和肝部。我已经在生命的路上行走了四十多年，从来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生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得永远见不到头。我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感觉到生命的列车在挪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重复着，难以分辨前天和昨天，难以分辨前年和去年，我也常常读到看到有关生死的故事，但那总是他人的经历，与自己相去甚远。直到今年，直到这一刻，当我坐在教堂里参加Ｎｏｒｍ的追悼会，我象是突然有一种警醒，生命是会结束的，而且每一刻都可能是终点，我不禁有了一种紧迫感，一种要检点自己的过去，要计划自己的未来的紧迫感。

　　我的脑子里总是显现出一幅图画，很像是一幅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的地图。我们每个人在那一条属於自己的人生路上或匆忙或悠闲地走着，时常有另一条属於另一个生命的路与我们的路相交叉，或相重迭，旋即又分道扬镳，继续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去，或许从此就再不会相逢。那些在生命的路上与我们相逢的人，或许永远只是陌路人，或许成为我们的朋友，有的甚至成为我们的亲人，我们沿着生命的道路无意识地走着，任凭命运安排我们与他人相逢，安排我们与他人同行，很少问过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会与这些人们相逢相识又相离？难道一切真的只是偶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莫非每一次的相逢相识都是一堂人生的必修课，都有一个做人做事的要义等待我们去记取？

　　莫非每一个与我们相逢相识的人都给了我们一次独特的机会，让我们展示我们心底里的那份善意，那份宽容，甚至就像Ｎｏｒｍ那样留给他人一个值得回味的真诚的笑容？

　　莫非那仅有的几个与我们长久同行的亲人，用他们不甚完美的个性，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无条件的包容和无条件的热爱？

　　我禁不住回想起那些在人生路上曾与我相识的人们。许多的人在我走投无路之时，曾经给我以帮助，让我永远感激不尽。曾有朋友在我极度伤心之时静静地聆听我的哭诉，给我以安慰。我也曾经有意无意深深地伤害过关爱我的人，心里的愧疚一直残留至今。。。

　　耳边响起了委婉的颂歌，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实里，追悼会结束了。

　　Ｎｏｒｍ，安息吧。你先我们一步去了你应该去的地方，等到我的那一天到来时，借着你脸上散发出的容光和真诚，我知道我一定能找到你，我要告诉你，你曾经在我的心里留下过一份真诚的笑容。

孩子，圣诞老人及其他

　　美国有一部经典电影《３４街的奇迹》（Ｍｉｒａｃｌｅ　ｏｎ　３４ｔｈ　Ｓｔｒｅｅｔ），讲的是孩子与圣诞老人的故事。多少年来这一直是我们家钟爱的电影之一。每到圣诞期间，总要全家人聚在一起看一遍，虽然故事与现实相去甚远，但并不妨碍我们对故事的喜爱。

　　大儿子小的时候也相信圣诞老人的故事，我们也就顺势扮演了很多年的圣诞老人的帮手。每年圣诞前夕，我总是想方设法地从儿子那里知道他想圣诞老人给他什么礼物，只要是力所能及，我们也尽可能满足儿子的要求。圣诞的早上，看到儿子满怀希望地到壁炉上挂的袜子里找礼物以及拿到盼望的礼物时欣喜的表情，我们也同样地感到心满意足了，第二年再将同样的戏又扮演一遍。记得有一年，儿子在给圣诞老人的信里要求圣诞老人给他送来Ｎｉｎｔｅｎｄｏ６４，语气极其恳切，结尾处一连用了三个Ｐｌｅａｓｅ。在我们当时经济极其拮据的境况下，我们买不起上百元的Ｎｉｎｔｅｎｄｏ６４。读着儿子的信，想到儿子将会有的失望，我的心疼得真有点觉得达到了承受的极限。圣诞的早上，儿子站在壁炉前，不做声，眼泪流在脸上。我走到跟前，想要安慰儿子，儿子却拿了礼物，回自己房间去了。儿子从来没有正面告诉我他哭泣的原因，我想他一定认为这是他和圣诞老人之间的事，不想别人参与，即使是对无话不说的妈妈，也守口如瓶。

　　随著儿子一年一年长大，我一直在想我该怎样给儿子解释这几年圣诞老人送礼物的原委，儿子又将有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怪我们几年来一直骗了他。记得是儿子十二岁（或十三）那年，我觉得该是把事情挑明的时候了，想了很久，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圣诞前夕，试探地问了儿子一句：“儿子，你还相信圣诞老人的故事吗？”儿子笑一笑说：“Ｍｏｍ，Ｙｏｕ　ａｒｅ　ｉ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ｍ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就这么简单，这件原以为会很难结局的事就这样平常的结束了，我好好地舒了一口气。原来人造的虚幻故事，不管当初是怎样地笃信，却是这样自然又容易地解脱出来，甚至都没有感到一丝的挣扎。

　　从圣诞老人这件事，我自然地想到了另一件事，尽管这两件事从性质上说有根本的差别。也是从儿子小时候开始，我就很留意地给他讲述（灌输？）有关上帝的概念和知识。我自己是很虔诚的信徒，也希望儿子至少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儿子长大后一定要有与我同样的认识和信仰，但却认为作为母亲，我有责任让我的儿子对信仰有基本的了解，以便长大后有足够的知识为他自己作出选择。我们生长于那个“红色”的时代，在信仰上从来没有给予过选择的机会。我相信，为了能够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一种立体的观察角度，我们需要Ｂｏｔｈ理性（Ｒｅａｓｏｎ）和信仰（Ｆａｉｔｈ）。我总是认为，我们生长的那个社会，过多地强调了ＩＱ（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t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的作用，而极大地忽略了甚至扼杀了ＳＱ（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的影响；而世界上有些别的地区，比如中东的一些国家，又过多地强调了ＳＱ而忽略了ＩＱ。两种情形都有可能使人的发展不平衡，难免造成对世界的观察趋於片面。我只希望
我的下一代能在一种更加平衡的环境中长大，也期望他们能长成更加平衡的个体。当生活事业顺利的时候，希望他们能懂得感激；当生活不尽如意时，又懂得如何ｐｒａｙ，如何仍然满怀希望。同时我也希望他们知道生活是有方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就本心而言，无论我多么希望我的儿子们有与我相同的信仰，我也同时作好了准备，有一天我的儿子会用同样的方式对我说：“Ｍｏｍ，Ｙｏｕ　ａｒｅ　ｉ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ｍ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我应该是能够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结局的。

　　这个暑假，已经快十八岁的大儿子自己去买了一本书：“Ｃａｎ　ａ　ｓｍａｒ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ｎ　ＧＯＤ？”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ｕｉｌｌｅｎ。我也顺便读了读，是本很不错的书。有一天儿子与我讨论起这本书，我提到书里说：根据前几年的民意调查，美国有９４％的人称自己信仰上帝
。儿子说：“只有９４％？我还以为是＞９９％呐，无神论者（Ａｔｈｅｉｓｔ）是很少见到的。”从儿子的话语里可以领悟到，至少到今天为止，儿子还没有ｇｒｏｗ　ｏｕｔ　ｏｆ我这些年“灌输”给他的有关上帝的概念，看来我的苦心也没有白费，我很满意了。这是不是也该算是一个奇迹呢？信仰一事终归不象人造的童话那样容易被抛弃，但愿如此。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对于我，冬天总是特别地漫长，所以春天的到来就显得格外珍贵。四月的一个星期五，春暖花开，阳光明媚，想到明天就是周末了，可以在家里尽享春天的美景，可以在后院摆弄泥土，伺弄菜地花圃和那几棵正含苞欲放的花果树，心情好极了。匆匆吃过了晚饭，便迫不及待地跑到屋外，在春意盎然微风习习的院子里无目的地散步，想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这是我多年的习惯了。春天的黄昏时分，我决不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吗？而对我们这些８－５的工作族来说，一天之计又只在黄昏！这是我荡涤心灵，整理思路的时刻，是我远离喧嚣，给自己疲惫的心充电的时刻，不到天色黑尽，决不会进家门。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把我从无边的遐想中拉回来，原来是邻居Ｖａｓｕ。Ｖａｓｕ是来邀请我和丈夫过去一块儿喝杯晚茶。Ｖａｓｕ是印度人，极其热情随和，特别好客，煮的印度茶又浓又香又甜，和中国的绿茶之清淡完全背道而驰，但也同样沁人肺腑。

　　坐在Ｖａｓｕ家门前的草坪上，我们一圈五个人，端着茶，品着印度的怪味点心，闲聊着，两家的三个孩子在周围喜闹玩耍，好不开心。我们五个人，丈夫和我是中国人，Ｖａｓｕ和她的一个朋友是印度人，Ｖａｓｕ的丈夫是德国人，这样的五个人，来自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交谈起来竟然没有觉得一丝障碍。此情此景，不知怎么就让我想起那段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五个人说不上有什么共同的目标，但是我们的确走到一起来了，而且相邻而居，相处如友，相敬如宾。这难道只是偶然，还是人类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必然阶段，各族各国的百姓无可避免地要走到一起来？

　　曾几何时，根据圣经，我们人类只有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平安无事。只因有一次我们的祖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决定要齐心协力修一座能通向天堂的高塔，上帝无奈只好让大家说了不同的方言，众人便因此而分散开来。不料这一分开，几千年就过去了，为了要重新相互认识，相互认可，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继续付出代价。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阶段的扩展，总是先打得不可开交，然后和平谈判，重归于好。我们曾经兄弟之间打过，部落之间打过，然后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打过，直至上个世纪，打出了两次世界大战。几千年的征战，我们懂得了战争，我们学会了战争，我们把战争术研究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把武器研制得精益求精，应用起来得心应手，我们懂得了仇恨，我们擅长于报复。可是当历史戏剧性地把和平突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时，我们反而感到困惑，我们对和平懂得太少了。尤其是当世界变得如此之小，我们再不能够津津乐道于自给自足时，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同外地外国外资外族合作而求生存求发展时，我们便更加不知所措。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用戴著显微镜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不是吗？看着肤色，我们分得清谁是欧洲人，谁是亚洲人，谁是非洲人；根据语言，我们也分得清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谁是印度人；根据穿着打扮，我们还分得清谁是城里人，谁是农村人；根据方言，我们甚至都分得出谁是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谁是外地人……我们由此又滋生出无数的等级，或者让我们感到趾高气扬，高人一等，可以看不起他人，或者让我们感到卑微渺小，生不如人，无奈被人看不起。难道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更好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可以让我们相安无事，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吗？

　　中国有句话说得多好：退后一步海阔天空。真的是这样的，换个角度，站得远点儿，事情就会换了模样。在欧洲，历史上曾有过多少次战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不是曾经都相互恨得咬牙切齿，再看看今天，不是也有了欧盟。再把距离拉远点儿，在美国你问问白人还记不记得自己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多半他会说有一点英国血统，又有点法国血统，说不定还有一点印第安人血统。我们在亚洲，把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谁是印度人，分得可清楚，相互看不起，甚至全民动员，义愤填膺。而在美国，我们都叫亚洲人，谁会在乎你是亚洲哪个部分来的。既然不同国度的人的血液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流动，何以有那样深的几辈人都解不开的仇恨？是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份民族仇恨在胸中燃烧难以忘却？还是我们自己需要这份煽动起来的“仇恨”填补某种空缺？早些年间，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们也曾经这样地义愤填膺，有过不同的“阶级仇恨”，到现在，那些虚构的阶级都不存在了，我们又找出不同的民族，来发泄我们永远发泄不完的仇恨。我们到底怎么啦？难道我们若不怀着某种对人的仇恨，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难道人间的宽容合作热爱真的不比仇恨更有吸引力？

　　实际上，自从六十年代人类可以上太空周游以来，我们的地球就已经缩小成了一个家，一个运载着全人类的家。不信你把那张从太空照的地球的照片拿来看看，蓝色的是海洋，红棕色的是陆地，几屡轻烟般的白云环绕着的那个美丽的行星，就是我们的地球，谁能看得见国界在哪里？谁能分得清大洋这边是美国，那边是中国？你可曾听说过：“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

　　肯定还有人像我这样热爱种花。花园里，万紫千红总是比清一色更令我欢欣。大概这也是我喜欢美国的原因之一吧，不同肤色的人，不就如同花园里不同颜色的花一样多姿多彩吗？我们真的本是同根生啊，就像是同一颗树上的不同分枝，难道真的需要来一次外星人入侵地球，我们才会忘掉我们之间那点可怜的差异，才能够同心协力吗？

漂泊奇遇

一

我出国的经历就象故事一般，不但一波三折，且有幸得到许多人无私相助。尽管事已过去很多年，每逢谈起仍令我感念不已。信笔道来，以飨读者。

１９８９年夏天，远在欧洲且已分别两年的丈夫来信说他不能按原定计划明年初学成回国，让我立即办理出国手续。原因没说，但能猜个大概。我立即向院里申请出 国探亲。回答是不批，问其原因，不答。按文件规定，我是可以探亲的，没用。考虑再三，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瞒着父母，甚至丈夫和平，辞掉了在北京钢研院的工 作，先把户口转到人才交流中心，后来又说我这种类型不收，再下放到街道办事处，正式加入无业游民之列。

几个月周折，求人找关系，好不容易护照到手，签证下来。又出了新规定：要二次出境卡，需单位证明动乱期间清白方可换取出境卡。找到钢研院 保卫处：虽然动乱期间你还在咱院，但现在不是本院职工，不管。找到街道办事处：虽然你的户口在这儿，但动乱时表现不明，不开。走头无路，又到家属住宅区的 居委会碰运气，一位专管收发信件，分发牛奶的白发老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明来意后，老太太满脸慈祥：“出国，好事好事，为祖国增光。开证明，没问题。姑 娘，我天天看着你进出这门儿，没做过违法的事儿。”说罢拿起笔，按照我说的意思开了证明，并加盖革命居委会的公章，当天我便以此换到了那要命的二次出境 卡。事儿遇到简单人，便简单得让人不敢相信。慈祥的老太太不知她的简单慷慨曾给我那已疲惫的心怎样的宽慰。几个月来，独自在北京，周旋于复杂而不可理喻的 人际关系中，心从未这么疲惫过。这世界只因有了这些善良的百姓，才有了一块生存的空间。

一周以后，我便踏上了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其时已是十一月初。北方的天气已能感到冬天的寒冷，列车不知为什么在山西大同停了十分钟。 和平父母的家在大同，我并未因此想更多。我原本不知车要停大同，而且因国际列车，站台上大兵把守，任何人不得靠近。可列车一靠站，便听有人吆喝：“有叫康 乐的吗？”心里一紧，，以为警察找上车了，不知又是什么手续没办齐。忙到车门一看：寒冷中站着手提大包小包的婆婆。。“妈，您怎么来了？”婆婆显得有点慌 张，把手里的包往我怀里一塞：“康乐拿着，路上多保重，我得走了。”说完转身一路小跑，消失在下地道的出口处。

我提着大包小包回到车上，包里应有尽有：路上吃的，日常用的穿的，更有够几年用的药品（现在冰箱里还有婆婆给的黄连素）。同车人问：“是 妈妈？”，“不，是婆婆。”“这可比当妈的还想得周到！”到现在我也不知，当初婆婆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是怎样说服站岗的大兵而得以靠近列车的。同车人说 得不错，婆婆待我比亲妈还周到，我与婆婆一共没见过几次，但每次回家，婆婆总要往我包里塞点钱，无论我怎样表示我不需要钱也没用。后来和平告诉我：这是婆 婆表达她的爱的最高形式。婆婆出生贫寒，１５岁便跟着八路军打天下，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医院，生活本该相对安宁，却不料和平的大哥十岁时在事故中把一只脚切 掉了一半。婆婆的心因此备受煎熬，对大哥庇护无加，心理的负担从未得到解除。９４年刚刚６４岁的婆婆便因病去世。大哥在婆婆住院期间，辞去了工作，终日相 陪，直到最后。母子相依为命，共同承担生活不幸几十年，才算告一段落。

二

经过一周的颠簸，１１月７日我顺利到达捷克布拉格，见到了分别两年的丈夫，其欢悦可以想见。刚吃过晚饭，和平便同我面对面坐下：“康乐，我有话对你说”看着和平严肃的样子，我预感到有不好的消息：“说吧”

“我决定不要捷克的学位了，我要去美国”

我不反对去美国，可我怕又被拉下：“带上我”

“恐怕不行”

“为什么？”说罢眼泪已模糊了双眼。我们结婚五年来，在一起总共不过一年多。我过怕了这种分离的日子。

“康乐，你听我说。我因为动乱期间在捷克的表现，目前不能回国。捷克又不是久留之地。两年前，美国密苏里大学（ＵＭＲ）曾要给我奖学金，我 拒绝了。当时想尽快在捷学完回国。两周前，我给ＵＭＲ去电话，问两年前的奖学金是否还有效，他们说仍然有效。我现在手里什么文件都没有，ＵＭＲ给在捷的美 国使馆打了电话，同意给我一个临时签证。我总不能又让人家再打电话，说我老婆也要去。”我知道和平有道理，只有含泪接受现实。我抛下刚满两岁的儿子在中 国，远道来捷，只为了见丈夫，现在丈夫又要远去，我必须又一次独自面对这陌生的世界，前途未卜，进退两难。

我生性软弱，处事能力差到了相当于白痴的地步。上高中时，妈妈一想到我毕业后要下农村这事，就彻夜不眠，忧虑无比。只因托了邓小平的福， 才免了我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更了却了我妈的一大心事。８５年我也曾独自来过捷克念书，终因不堪异国的孤独，不到一年，书没念完便偷跑回去了。两年前，和平 出国时，我还在月子里，我知道挡不住，只好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出国，你去把书念完了，尽快回来。”这才有了他拒绝美国奖学金之事，只望能在捷克以最短的 时间拿到学位便回国，如果不是因为这“动乱”之变，他九零年上半年便可以答辩了。

和平见我难过，安慰道：“我去了以后，最多两三个月，就可以办好你探亲的手续。康乐，我们那么多年都等过来了，再坚持两三个月，好吗？”我深知和平同我一样难受，只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都无可奈何。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心情比刚才稍好些，不就两三个月嘛，再咬咬牙吧。如果我当时就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命运，我绝不会让和平走了。

“最迟不能晚于一月中旬。学校那时开学，而且我在美的朋友告诉我，美国总统Ｂｕｓｈ将要签署中国学生保护法，１月２３日生效（后来延至４月９日）。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不等明年的答辩了。”还有两个月呐，心情又轻松了一点。

“你哪有钱买机票啊！”我们当时满打满算也不过只有５００美元，而且多一半还是一个朋友留下来托我们买大件的。

“再想办法吧。”我与和平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时在捷克的中国学生，一共不到十人，个个同我们一样穷，每人最多有几百美元，都是留着防不测用的，哪好意思开口借。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去美国只是空想。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１９８９年是极其动荡的一年，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却这样的“幸运”，回回都赶上了。我在 北京的街头纵观了“动乱”时的场景，又目睹了“平暴”后的凄然。八九年深秋告别多事的京城时，本期望着能在欧洲找到一份宁静，却不曾想到，抵达捷克不到一 周，布拉格的学生又开始上街了。我们当时所在的学校（Ｃｈａｒ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相当于中国的北大）便是学生的指挥中心。大家都说是我把北京的 热潮带到这儿来了。学校里整天乱哄哄的，我们没事儿干，也天天跟着学生上大街。不过捷克学生要理智得多，又有Ｈａｒｖｅｌ那样有经验的带头人，更传说有美 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三下五除二，天鹅绒般的革命就成功了。没几天，又听说柏林墙倒了，再过几天，罗马尼亚又动武了。消息满天飞，热闹至极。

一个傍晚，和平与我去另一学生宿舍拜访朋友，朋友不在，正欲下楼，不期碰见和平很久前认识的一位芬兰人Ｗｉｌｌｅ，他也是来找朋友而不遇。Ｗｉｌｌｅ见到我们，很高兴，邀请我们到楼下咖啡厅坐一会儿。闲聊中，和平告诉Ｗｉｌｌｅ，他决定明年初去美国。

Ｗｉｌｌｅ听后，沉默了一会儿，便伸手从胸前的衣服里掏出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小布袋来，然后数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纸，放到和平面前：“这是 ５００西德马克，给你啦，去美国用得着。”（我从未见过西德马克）和平和我面面相觑，都在心里纳闷：他怎么知道……？真是奇了。我们从未遇到过这种事，一 时不知该如何处理。

和平问道：“Ｗｉｌｌｅ，你为什么这样做？”

Ｗｉｌｌｅ笑一笑，说：“不为什么，如果你硬要问，那就算我对你的投资。”

和平又问：“我今后怎么还你这钱？”

Ｗｉｌｌｅ又笑一笑：“我不要你还，我说了是对你的投资。”

和平仍然固执到：“那你留下你的地址，我今后同你联系。”

Ｗｉｌｅ说：“我没有固定的地址，不过我可以给你我弟弟在芬兰的地址。”后来，等我们在美国安顿之后，曾几次按这地址给Ｗｉｌｌｉｅ去信，却每次都退了回来。即令如此，直到如今，我们每年圣诞，仍按这地址给Ｗｉｌｌｉｅ寄一张圣诞卡。

和平与Ｗｉｌｌｉｅ只不过几面之交的朋友，又很久不见了，这次不期而遇，实在是奇迹。中国人大都不相信有奇迹之说，如果我在此之前不相信的话，这事之后，我便是虔诚的信徒了。其实奇迹天天发生，如果你用心而不是用眼去看的话。

Ｗｉｌｌｉｅ的５００马克加上我们的５００美元（总共８００美元左右）正好够买一张华沙至圣路易斯的机票。不过这买票的故事，至今仍是我笑 话和平的把柄。和平独自乘火车去华沙买票，他告诉卖票处要一张华沙至圣路易斯的单程票，好心的卖票人告诉他：你为什么不买来回票，单程票要８００美元，而 来回票只要６５０。（至于波兰人为何制定如此规矩，令我费解到如今）。和平却认真地说：“我怎么可以骗你呢，我不打算再回欧洲，我只能买单程票。”卖票人 无奈地摇摇头，给了和平一张单程票。和平的迂腐较之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买了机票，我们兜里只剩下不到３０美元。担心和平路上出万一钱不够，我们斟酌再三，决定向一位中科院化学所的同学开口借钱。这对和平与我 都是极难启齿的事，不仅因为面子薄，这一辈子也没有借过任何人的钱，更因为我们深知，出国在外的人，无依无靠，手里的几个美元便是命根子，对在东欧诸国的 留学生，尤为如此。当我们硬着头皮向这位同学说明来意时，她却非常大方地说：“我一共就有２００美元，这样吧，借你一百，我留一百。”真是朋友见面对半 分，我们感激得连声谢谢，和平一个劲儿地表示，去了美国，第一个月奖学金到手，就把钱寄回来。

三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６日，无可奈何送走了和平，期期切切地等了两个多月就收到了和平寄来的Ｉ－２０表。但当我兴冲冲地到美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申 请签证时，却遭到兜头一瓢凉水：不签！理由是和平走时没有提过我也将赴美。那位叫基尼的二秘来自堪萨斯州，是我要去的密苏里州的近邻，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 宽容。相反，他的态度相当决绝。一个月内我连着去了三次，结果都一样。我明白了，只要这位基尼不走，我就休想从捷克去美国。

我当时绝望无助的心情是我这一生的最低点。我们一家三口，两岁的儿子在中国，丈夫在美国，我一个人漂泊在欧洲，进退不能。我曾想过要回 国，却被一位刚从国内来的复旦中文系的研究生给挡回去了，他严肃地对我说：“康乐，你记住，无论我们在外有多难，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回国都不是退路，而 是死路。”我当时也不知道国内到底怎么回事，他把我吓得再不敢动回国的念头。

我就这样绝望无助又无为地混了两三周，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也无心计划今后的去处。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在昏暗僻静的街上无目标地走着， 心情极度沮丧，想着我可怜的儿子在我离开时声嘶力竭的呼喊：“妈妈又走了，妈妈又走了，妈妈，妈妈呀”我不禁凄然泪下，不能自己。等我擦去眼泪，抬起头 来，却发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站在我面前，他们肯定已注意到我的尴尬，和善地对我笑笑：“Ａｒｅ　ｙｏｕ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我点点头。走时塞给我一本 书：“拿去看看吧，说不定能有帮助。”后来回想起，他们可能是美国学生利用暑假到捷克传教来了。

回到宿舍才发现，手里的书是一本圣经。我当时并不信宗教，不过有空时也翻翻，大部分时候看不懂。有一天晚上，我也是这样信手翻着那本圣经，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其中有一段话，我看懂了，而且觉得就是对我说的：

“Ａｓｋ，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ｙｏｕ；ｓｅｅｋ，ａｎｄ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ｆｉｎｄ；ｋｎｏｃｋ，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ｙｏｕ．”－－－Ｍａｔｔｈｅｗ７：７

我当时并不信有上帝，但我心里却深深地信服了：这是对我的许诺，Ｉｆ　Ｉ　ｓｅｅｋ，Ｉ　ｓｈａｌｌ　ｆｉｎｄ．我的出路，在我自己的努力；我的命运，在我的手里。

从那以后，我好象得了法宝，不再为眼前的困境而沮丧，却开始积极地分析，想办法。我知道欧洲各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如果他们能直接从中国联 系来欧洲读书或工作，那有什么能阻止我从捷克去其他欧洲国家读书或工作？于是我便开始查找与我所学相近的文献，然后给文章的作者去信，表示对他所做感兴 趣，如果有机会，愿意去他那儿学习或工作。不到一个月，便收到了位于瑞士巴塞尔的Ｓａｎｄｏｚ的来信，信是一位叫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ｃｋ的博士写的，称他 们正好有一个空位，需要我这种经历的人，问我愿不愿意去？到那年八月底，我便办好了所有去瑞士的手续，准备明年１月１日上班。

与此同时，和平鼓励我开始准备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以便来美后，可以尽快入学读书。捷克当时刚刚开放，什么都不到位。根本找不到有关 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的材料。记得是和平从美国寄了些资料，也在美使馆找到一些。勉强开始了我的ＴＯＥＦＬ／ＧＲＥ考试“历险”记。其实，考ＴＯＥＦＬ和 ＧＲＥ是每个来美学生的必经之路，没什么希罕的。可是，事儿一轮到我，就准简单不了，这次也不例外。

捷克几十年来首次ＴＯＥＦＬ考试，我又赶上了。考试地点在Ｃｈａｒ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一个阶梯教室，很像我们大一上无机大课 那个阶梯教室。考试那天，坐无虚席，足有一百多人。笔试还凑合，听力就出问题了，偌大个教室，却只有一个８０年代初很流行了一阵的“砖头”录音机。放在前 排，后面的叫听不见，放在后排，前面又听不清，最后决定放中间。我正好坐在中间，录音机就在我旁边，为了照顾坐在边上的考生，录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我 除了听到翁翁的噪音外，几乎什么也听不清。本来听力就差，这下彻底完了。

成绩下来后，我给和平打电话，报告了坏消息（听力４９０），并说准备再考一次，这次要去德国的斯图加特，又说考ＧＲＥ只有到匈牙利的布达 佩斯。和平憋在心里几年的怨气，一下子再也压不住了，他在电话里吼起来：“康乐啊，怎么什么事儿到你那儿就这么麻烦呀。让你出国，办护照你需要辞职，来美 办签证，你又需要换国家，现在让你考ＴＯＥＦＬ／ＧＲＥ，你满世界跑。我真不理解。”

和平不是没道理，我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事情一到我这儿就要转个弯。其实答案很简单：笨啊，笨得出奇。我一向认为自己属于“高智商”却“低 智能”那类人。考试场上，实验室里，对付起来得心应手。可一走出教室，跨出实验室，我便茫然不知所措。这个世界运转之复杂，人之间关系之微妙，数学公式无 法推演，化学原理无法解释。与人交往，我不知什么是深了，什么是浅了。大街上碰到熟人，人家说一句：“到我们家玩啊。”第二天我便真要去，和平说：“人家 说说而已，你却当真。”我还会固执：“你怎么知道人家只是说说而已，我可是答应人家了。”每次都以和平无奈地摇摇头而结束：“要去你去，我反正不去。”

和平吼归吼，我还得满世界地考我的ＴＯＥＦＬ／ＧＲＥ。到德国的斯图加特还算顺利，有研究生时的同学接应，只是找考试地点费了老劲儿。也 不知美国人想的什么，偌大个斯图加特，却找不到一个考场，非把考试地点设在离斯图加特几十里地的乡村中学，可苦了我这外国来的不懂德语，英文也只会一点点 的人。出了地铁，又上长途汽车，然后拿着地址问不会英文的德国老乡，我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不过这次考试只有几个人，虽然还是那种“半头砖”录音机，但人 少，教室也小，听得很清楚，总算考过了５５０最低分数线。

去布达佩斯考ＧＲＥ也说不上有多难，挺有意思。布达佩斯没同学，只好去了再说。不料火车上碰到三位德国来的中国访问学者，一位年长的近 ６０岁，两位年轻的３０左右。他们去布达佩斯旅游，热情地邀请我同行，并称知道一个私人旅店，很便宜。我正愁不认路，满口答应与他们同行。到布达佩斯时， 天已晚了，好不容易找到那家私人旅店，一看有点傻眼了：不是什么私人旅店，而是私人住房，拿出一个房间出租。只有三个床，我们四个，三男一女，怎么住啊。 他们都看着我，让我拿主意。我不想半夜又出去找住处，就建议能不能两个年轻人委屈一下挤一个床，我们大家合衣将就一晚上。我这样做，是有点自私啦，本来人 家三人可以住得很舒服，多我一个外来的，把事情搞复杂了。没想我一说完，他们直点头：我们也是这个意思，但怕你一个年轻女的，不好意思。我能有什么不好意 思的，他们也是好心，见我一人出门在外，想帮帮我。我说过，我这人天生笨，可俗话说：笨人有笨福气。我这一生，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总能遇到好心 人，无私地帮助我。我就是从今后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也还不尽这么多善良人们的恩情。

第二天考完ＧＲＥ后，我们又一起游览了布达佩斯，并用他们的照相机给我照了几张相。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几张好照片。

四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傍晚，新年除夕之夜，经过十几小时的颠簸，我乘坐火车到达了瑞士巴塞尔。走出车门，见远处寒风中站着一位身着深米黄 色风衣，戴着眼镜，身材魁梧且英俊的中年学者，不用问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来接我的Ｄｒ．Ｂｕｃｋ。Ｄｒ．Ｂｕｃｋ一见我走出车门，便急步朝我走来。走到跟 前，他先问：“Ｍｓ．Ｋａｎｇ？“我点点头。他伸出双臂，我以为他要同我握手，正要伸出手，他却已把我搂在怀里，嘴里不断地说：“欢迎，欢迎，很高兴见到 你。”我虽已在欧洲呆了不少时间，知道这是欧洲的礼节，还是被他的热情感动地差点哭出声来。我与Ｄｒ．Ｂｕｃｋ素未平生，是他在我极度绝望之时，痛痛快快 地给了我这份工作，来瑞士之前，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却帮我把住处找好，又主动提出到车站接我。我时常问我自己：我前世不知修了什么行，使我今生有机会 在茫茫人海里，与这些善良的人们相遇相知。那个除夕的傍晚，寒风中那个身着深米黄色风衣的形像，就象电影里的定格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既使今天，我一闭 上眼，那个形像又会清清楚楚地显现在我眼前，我依然会象当初一样，情不自禁，泪满眼帘。

Ｄｒ．Ｂｕｃｋ告诉我：他是德国人，家也在德国，不能在瑞士呆晚了，现在是节日期间，我的住处管理人一定不在，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过节，我当然愿意。到他家时，他妻子已把饭菜准备好了，我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德国似的新年除夕。

瑞士ＳＡＮＤＯＺ的这份工作，是我一生中最舒心，也是挣钱最多的工作。有Ｄｒ．Ｂｕｃｋ毫无保留的支持与理解，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只管干 活。同事们来自世界各地，相处极其融洽。但我心里却极端的不安，我知道我不会在这里长干下去，我知道无论我怎样拼命地工作，也终将有负于Ｄｒ．Ｂｕｃｋ寄 予我的厚望。我的孩子，我的丈夫在远方殷切地盼着等着我，我不到美国，我们一家便永无团聚之日。生活之无奈，只有辛弃疾那首词最能描述：“……。欲说还 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工作不到半年，我便对Ｄｒ．Ｂｕｃｋ说我要去美国，他非常地诧异和不解：我们不是合作得很好，为什么突然要走。我无 法对他解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目前无家可归。瑞士再好，却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茫茫世界，我们要为自己找到立家之处，更要为儿孙后代找到可以象正常人一 样合法地生存，自由地发展的国度。我对不起Ｄｒ．Ｂｕｃｋ的热心相助，更有愧于来之前没有跟他说实话，我不认为我有理由这样做，更不认为有权这样做，这是 一笔我终生无法释怀的歉疚。

１９９１年５月，我以旅游签证进入了美国，踏上了这块向往已久的自由土地。在Ｂｏｓｔｏｎ着陆的一刻，心里有一种很怪的感觉：这就是那求 之不得的美国啊！它到底神在哪里？好在何处？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的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甘愿离乡背井，不择手段，只求能跨入它的边境。而一旦进来，无论 非法合法，便再也不愿离去，唯愿子孙万代，扎根于此，无悔无怨。为什么？

一到Ｒｏｌｌａ，我便抓紧办理入学手续，当初考ＴＯＥＦＬ／ＧＲＥ的辛苦没白费，一个多月，便万事俱齐，把转签证的申请交到了移民局。九 月中旬，刚开学不久，收到了移民局来信，称我的旅游签证已经过期，不可以在美国国内转签证，必须去第三国重新申请签证。这又是从何说起呀？我的签证不是三 个月有效吗？怎么一个多月就过期了？再一打听，签证有效期不以签证为准（岂有此理），而以入境时盖的章为准。什么章？那不就是每个国家入境时都会盖的入境 日期章吗？怎么会与签证有关系？我在欧洲跑了那么多国家，从未见过这等事。和平来美一年多也闻所未闻。我们赶紧给移民局写信解释，申诉，等到十月底，移民 局来了最后通牒：你已被劝告离境（ｖｏｌｕｎｔｏｒｙ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限期一个月。

至此，和平与我相顾无言（却没有泪千行），方知我们的离愁别恨远没有结束，但这次，和平不再吼叫，我也不再哭泣。事至今日，吼亦无用，哭 亦无力了。１１月１９日，和平开车送我去芝加哥，我将从那里乘飞机回北京。我一直告诉朋友，８９年出国后再没回去过，一是不愿多解释，也因为我从不认为这 次被迫回北京是普通意义上的“回国”。去芝加哥的路上，我们沉默不语，彼此心里都很清楚，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一搏，要么从此全家团聚，结束苦难；要么从此天 各一方，再难相见。这后一种结局是不可以接受的。我决心已定，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我要么不回，如果回来，我一定要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回，我决不再 把儿子一人拉下。

１１月２０日，我围着地球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站北京，幸亏两年前辞职时，一位房产科的年轻人，因为心软，没有逼我退还那间十六平米的住房，我这才有了歇身之处。

第一件事，给儿子办护照。和平出国时，是自费公派，没拿国家一分钱，却背了个公派的名，留下祸患无穷。儿子办探亲护照，需要钢研院开证明， 这些无异于于虎谋皮，想也甭想。托朋友找了个公安局的人，花几百美元，给儿子买了个护照。这一生，我从来没为任何事，给任何人送过一分钱的礼。这次因为儿 子我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了。我知道，如果我不把儿子的护照办下来，今后再不会有人可以帮助办理此事。父母远在四川，对北京一无所知。北京的朋友 都是钢研院职工，我们决不会托他们做这种“不合法”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被迫回来，实际是成全了我们。

不久父母带着儿子也来到北京，见到我那分别了两年的儿子，我的心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欢悦。我当时想：其实我的生活，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和我 儿子在一起，我便是在天堂了。儿子从见我第一面，便拉着我的手，一步不离，连我上厕所也跟着，我知道他怕我再次离他而去。父母告诉我，我走以后，儿子天天 守着录音机听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电视上见到戴眼镜与我年龄相仿的女的，便大喊妈妈。我当时真有点庆幸我的签证过期，使我得以与儿子早日相见。

１２月圣诞后的第一天，起了个大早，带着儿子，顶着寒霜，到美国使馆签证来了。拿票排队，等到快中午时，总算轮到我了。那位签证官看上去 很和善，但他一上来就说不能给我签证。我一点不着急，我在心里说：今天由不得你了。两年前，布拉格的基尼说一声不签，我就傻眼，连句回话都不会。如今的康 乐，已是孙悟空从炼丹炉里出来了，决不会轻易善罢甘休。我平静地问：“为什么？”他说：“你丈夫的奖学金不够养活你们三人？”我一听就放心了，只要他不把 我往那绝路上引，说我有“移民倾向”这类无稽之谈，就有戏。我告诉他，和平的奖学金是全奖，最高的一种。他说：“也不行。”我又说：我们自己有存款，不靠 他的奖学金活。他说不相信我们会有那么多存款。小看我们中国人了，不就几千美元嘛，我们怎么就不可以有。我告诉他，这钱是我在欧洲工作时存下的。他问有证 据吗？我说：有啊。他听到这儿，脸上突然放光，很急切地说：“拿来我看看。”我忽然觉得他比我还要着急给我签证。我忙把护照上密密麻麻的签证指给他看，又 把瑞士工作的合同递给他。他看完后，很平静地说：“好吧，给你签证。”我把材料收起来，正欲转身，他不经意地冒出一句：“美元和瑞士法朗比价是什么？”我 忍不住笑出来了，我当然知道这一手啦。记得有部电影“大逃亡”，二战时一个英国的战俘从ＰＯＷ监狱里逃出来，说一口标准德语，混过了好多关口，可是一个精 明的德国军官，趁他上公共汽车时，挤到他背后，轻声地说：“Ｙｏｕ　ｓｐｅａｋ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Ｇｅｒｍａｎ．”那英国人头都没回就道：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趁人不备，出其不意，人往往会露真象。我笑着对那签证官说：现在是１比１．４。海湾战争时，美元大跌，只有１比１．２，很多中国 学生趁机把瑞士法朗换成了美元。他笑笑对我挥挥手：“去吧去吧。”

拿到签证，我便到公安局换我的出境卡，办事员问到：“下户口了吗？”什么下户口？我的户口在街道办事处，还能往哪下呀，再下就只能下农村了。办事员根本不理我：“下户口去。”

从公安局出来，我直奔街道办事处。一路上都在琢磨把户口下到农村去这事。我心一横：我已经下到十七层了，再下一层到十八层，大概也差不了哪去。

到了街道办事处，一打听才知道，下户口就是下粮食关系。下吧，把那些与康乐名字相联的所有关系都下尽了，别等我下次回来，还跟这有关系，跟 那有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办事员一边给我办手续，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丈夫什么时候走的？８７年。在哪工作？钢研院。公派还是自费？公派。下户口了 吗？我不加思索，冲口就出：不知道。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又捅漏子了，而且是大漏子。办事员抬起头来，很认真地看着我：“不知道？查！”一查，和平的 户口自８７年出国，一直没下。办事员说：“四年来，我们一直给他发粮票。”粮票？什么粮票？从没见过。“没见过也给他发了。”就算你发了，又怎么啦？“四 年，每年１２月，每月３６斤，一共１７２８斤，按现实牌价，折合人民币千余元。”我心想：这是卖粮票，还是卖米啊。赔吧。美国人说得好：用钱能了结的事， 就不是坏事。赔了钱，她又说：“还是不能下”天呐，这下粮食关系，比下夫妻关系还难啦。又怎么哪？“他是公派，下户口要单位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他是 钢研院职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那户口上写得明明白白，你若不知他是哪里的职工，这几年的粮票都发哪去啦？“开证明去。”

中国人怎么那么喜欢“单位证明”啊。我回回都栽在这“单位证明”上。 两年前，为了这“单位证明”我连革命居委会都用了。这次我又该到那里去找这“单位证明”啊？

我冥思苦想，真的是冥思苦想啊。总算记起曾听说过一位研究生的同学加老乡（我们当时是硕士生，他是博士生），承包了钢研院下属的一个工厂， 可以找他试一试。这位同学，非常能干且开明。读书时，我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宿舍坐一坐，他的房间里成天坐满了同学，欢声笑语不断。他就象一块磁铁，把我 们吸引在他的周围。找到他家，他和他妻子都在。我说明来意后，他很痛快地说：“我已经不承包那个厂子了，但还有公章，可以给你开证明。”他的妻子却拉拉他 的衣服，小声地说：“工厂已经不承包了，开证明不妥吧。”我很理解她的顾虑，便站起来，说道：“既然不承包了，就不勉强，我再想别的办法。”不想我那同 学，突然站起来，半带命令似的说：“康乐你坐下，我马上给你开。”又一次，我的心里多添了一份感激情；又一次，人生路上，多了一位患难相助的好心人。

拿着证明，下了户口，换了出境卡，收到了和平寄来的机票。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２日，我牵着儿子的手，告别了父母，登上了飞机。再一次，离开 了那生我，养我，也考验了我的祖国，飞越重洋，再次进入美国。当我站在圣路易斯机场出口处，拉着儿子，看见和平从远处向我们急步跑来时，我心里没有激动， 唯有宁静，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我也终于长大了。我不再害怕独自面对生活的困境，正因为如此，我也知道，我的苦难结束了。自从１９７８年二月离开父母上大 学，到如今整整１４年过去了，我从一个１７岁的不谙世事的小姑娘，长成如今天不怕地不怕的成年女子。我生长于四川资阳那个小县城，却落脚在美国中部密苏里 Ｒｏｌｌａ这个小城。这之间变化巨大，常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记得是１９９７年，我大儿子十岁时，我有一次对他说：“明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每当我 想到你长大后会认为Ｒｏｌｌａ是你的家乡。”明逊异样地看着我，说：“妈妈，你说什么呢，Ｒｏｌｌａ本来就是我的家乡。”

竟是儿子童稚的单纯道出了真谛，是啊，Ｒｏｌｌａ就是我们的家乡，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困惑的年月

困惑的年月（１）－－考上大学

　　七七年十月招生简章公布时，我尚在高中念书。老师们奔走相告：在校生可以参加高考喔。我有点无动于衷，不相信真有这种好事。学校做出决定，从３００名应届高中生选出３０名，集中培训两周，准备参加高考。选拔科目：数、理、化、语文、政治。考试结果，我的数理化还说得过去，政治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二。我的班主任对在同一学校教数学的我妈妈说：“康乐就是闭着眼答卷，也不至于差到这地步。”无论如何，或许是因为我的数理化成绩，我还是被选入了３０人训练班。

　　离高考只剩两周了，什么培训恐怕都来不及了。我们这帮人，生在六Ｏ年，先天不足，六八年入小学，九年来，学工学农学军占去了多一半时间。记得培训班开始前，我问我妈：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什么是二元一次方程，我妈说：你初中就学过了，我硬说老师没讲过。

　　培训班开始了，老师们干劲比学生大。学校选出十几位各科最出色的老师，每位老师给一天时间，内容形式老师自己掌握。老师们翻出文革前的教材考题，稀奇古怪，听得我们云里雾里，考得我们垂头丧气。有几位老师，从早讲到晚，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还不肯罢休。

　　十几天很快过去了，我的数理化或许有点模样了，可政治怎么办？爸爸说：不用急，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原来这两周，爸爸四处收集、摘抄，整理了足有一本书厚的政治题。可怜父母心啊。整整两天，我把自己关在爸爸的办公室，死记硬背那些符号，压根不知说的什么。我那时是个极端单一心眼的人，对时事、国家大事充耳不闻。当年那些政治题于我如天方夜潭。在我读书的生涯里，那两天最艰苦，最刻骨铭心。

　　高考开始了，第一天上午考的什么不记得了（语文？）。下午考数学，我的拿手戏，不慌不忙坐进教室，考卷到手，却什么都忘了，全不会。有一题，我妈妈前一晚刚教了我，就是记不起公式，稀里糊涂做了一遍，一点把握没有。回到家里，我妈见了我好高兴：“昨晚刚教了你的题，肯定作对了。”我一句话说不出，只知道流眼泪，妈妈才知道事情不妙。碍于明天还有考试，妈妈鼓励道：“不要紧，今天没考好，明天的考试还应该认真对待。”

　　第二天的理化，好象还有政治，本是我头疼的科目，却考得一路顺风。但因为前一天数学的惨相，我无法为第二天的成绩而高兴。

　　七八年春节前几天，通知书开始来了。一些好事的家长学生，每天去邮局等信查信，谁谁的通知来了，很快传遍全城。家乡是个小县城，似乎人人都知道哪个孩子是哪家的。

　　除夕那天，另一位在校生接到了川大的通知书。川大也是我的第一自愿，却不见我的通知书。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尝到失眠的滋味。在我十七年的生命里，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希望，也真正体会到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坐失良机的痛处。我当时根本不相信半年后还有凭考试上大学的机会。过去，我从来没有把上大学同我连在一起过，教师的子女，加上地主出身，在那个年代是社会的最低层。尽管我深知这点，但从不为此伤脑筋，世界生来就如此，我能有什么办法，恰好可以为自己不努力做借口。但现在不一样了，凭成绩上大学，考不上，只能怪自己，这正是痛之所在，也是心之不甘所在。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躲在家里看书，什么心思也没有。快到中午了，一位朋友闯进家里，大声地喊：“你们家可以过个好年啦！”我们急不可耐：“什么事？”“康乐的通知来了，是川大。”

　　那一刻，我的心情，我想同那年每一位接到通知书同学的心情一样，如愿以偿了，以为天底下上了大学便再不会有烦恼了。

　　午饭后，爸爸等不及邮递员送信来，自己跑到邮局取信。回来后让我猜是什么系？数学？当然不是。物理，也不是。猜不着。爸爸说：“是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化学是数理化中我最不喜欢的科目，更没听说过分析化学。不过在当时，有大学上比什么都强，哪还顾得上什么专业。

　　那天下午，是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好日子，看到父母脸上按耐不住的喜悦，我真的很为自己感到骄傲：我终于做了一件让父母宽慰的事！去年，我弟弟的儿子为学校的作文，问我爸爸：“爷爷，什么是你一生最高兴的事？”我爸爸不加思索地说：“大女儿七七年考上大学。”

　　直到今天，我依然以自己是七七级大学生为荣。我本不属于这帮人，但命运却让我赶上了这班车。就因为如此，我始终觉得同七七级这帮人有缘分，也因而格外珍惜同他们之间的这层同学关系。愿七七级大学生们如２０年前一样，事事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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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２）－－离开家乡

　　七八年春节如愿以偿接到了大学通知书，春风得意。命运的转变太突然，我也实在太年轻，来不及，也不知道如何去想这一切变化于我今后一生意味着什么。也幸亏不知道，否则怕是没有勇气往前走了。人生的艰难，对十七岁的年轻人是太遥远，太空洞，太不切实际。年轻的心充满了幻想、憧憬，也充满了过多的自信，没有容纳“艰难”这个词汇的空间。

　　春节的热闹尚未退去，便到了该离家上大学的时候了。收拾行李，爸爸一人全包了。家乡到成都，３小时的路程，可爸爸不放心，坚持要送我到学校。我不反对，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当时，我哪里能够理解父母的心情，更没有意识到这一出去，便是我独立人生的开始。父母的家曾是我生命的避风港。在找到我自己的家之前，还将有一段漫长的孤独的路，要我自己去闯。

　　那天去成都，本来只需３小时，却因铁路出故障，走了十几个钟头，半夜十二点才到川大。尽管夜深，校园里却热闹非凡。汽车未停稳，便有高年级同学爬到车上来接应，帮助拿行李，问是哪个系哪个班的。然后便领我到宿舍，宿舍门上贴了字条，上面还真有我的名字。当时心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他们居然没把我漏掉。总觉得自己太渺小，被漏掉的可能性极大。到宿舍时，我已精疲力尽，爸爸把床铺好，让我躺下，便走了。我根本没想起来问一声：这么晚了，爸爸去哪里休息？多少年来，每每想起这事，心里就别扭。

　　第二天，爸爸领着我报了名，注了册，又到附近商店买了日常用品，连针线这种小事都照顾到了。下午近黄昏时，爸爸说他该走了，我送爸爸到川大门口，爸爸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只说了声：“我走了。”便转身离去。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心里突然一阵被撕裂的痛楚，泪水模糊了双眼。等我擦干眼泪，爸爸已经消失在远处。我独自站在川大门口，茫然望着爸爸离去的方向，不知道下一刻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世界突然变得如此陌生。那一刻，是我一生第一次体会到与亲人离别的痛楚。我的一生，似乎注定了有太多的离愁别恨，又好象是为了锻炼我独立生活，闯荡世界的能力，那所有的离别才存在似的，等到有一天，我终于不再害怕独立地站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面对生活现实时，我同亲人们离别的日子就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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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３）──大学四年

　　大学的生活，比我想象的平淡得多。也是一生中最难描述的阶段。太多的不定因素，太多新东西，心里的困惑也太多，又苦于找不到答案。虽然深知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珍惜。同学们多少都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经历，我却仍陷在想家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最初一两周，我仍按照在家的习惯，早起早睡，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可是连着好几天晚上，半夜十二点后，被宿舍里明亮的灯光搅醒，才发现除了我自己，同宿舍的同学都没上床，我昏昏沉沉地问一句：“这么晚了，你们在做什么？”没人理我，我也没精神等答案，翻过身又睡着了。几周过去了，我才渐渐明白，她们从教室回到宿舍，又翻开书继续读，至到半夜过后。同学们这种发奋精神，确实感动了我好一阵，这帮人简直是在玩命，就算文革耽误了几年，也不是一两天能补回来的。但最终这种气氛还是感染了我。不出二个月，我便加入了她们的行列，早自习，晚自习，披星戴月，没有周末，没有节日，马不停蹄地奔跑。不知道其他同学怎么想，我时常会停下来，问我自己：我这样没命地往前跑是为什么？目的何在？终点在哪里？这些疑问，自从上高中便存在我心里，原以为上大学自然会有答案，到现在才知道，大学本身并不是答案。我那颗被困惑的心，还不知要在茫然中徘徊多久，才可以终于找到归宿。

　　也是从高中开始，我便有一种生活在梦中的感觉，周围的人和事，都似乎离我很远，都似乎与我不相关联。也大概是这个时期，我开始反复地做同一个恶梦：一个漆黑的雷雨交加的夜晚，不知是谁紧追我不舍，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想跑，腿却软得一步也动弹不了，想呼救却叫不出声，周围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总是在绝望的心境中被惊醒。这个梦伴随了我许多年，梦里的场景如此逼真，我时常怀疑那个夜晚的事真的发生过。内心里，我渴望与周围的同学有更亲密的关系，渴望有人愿意听我叙说，并能理解我的困惑，更能告诉我答案，指出我生活的方向。但现实中，我总是清楚地感到与同学间的距离，似乎有无形的屏障把我同现实的人和事分隔开。我独自徘徊时深感寂寞，我置身于人群之中时更觉孤独，我期盼的不是热闹，我渴望与人的交流，理解，共鸣以及相互提高。

　　正是在这个时期，文学界开禁，各类伤痕反思文学出台，这对我无异于久旱遇甘露。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学期刊，小说，不分白昼，常常打着电筒通宵达旦。上晚自习，我根本不能去图书馆，一到那里，我肯定会给自己找个理由，借一本期刊，本意是休息几分钟，换换脑筋，结果一晚上泡汤。我从没下过农村，却十分钟爱与知识青年有关的小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与他们有一种天然的相通，我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渴望，我甚至希望过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什么经历也没有过，可我试图从他人的艰难历程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及价值。还记得龚巧明那篇“思念你，桦林”吗？曾展示给我人间真情的美好，还有《当代》上那篇“晚霞消失的时候”，曾告诉我生活可以从不同侧面去理解，给了我那颗失落的心以安慰。还有很多其它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曾从不同角度给予我人生的启迪，尤其后来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曾经让我有了那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想要一步跨入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时代”。但最让我感动不已的，却是那台“于无声处”的话剧。我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遍又一遍地体味，一遍又一遍地哭泣，不知道是哪一点，那部话剧就那样的让我感动至深。其中所唱的一曲“红梅赞”，到今天还能让我心动。忠贞的爱情？不完全是。如果爱情仅仅是男男女女，卿卿我我，虽然美好，却难以令我感动至深。如果爱情又与某种高于生活的理想相联，恐怕才是感动我的原因。我怀疑如果我生在二三十年代，很难说我不会成为江姐林道静那样的不要命的“革命者”。

　　常听到同龄人惋惜青春已去，怀念大学时朝气蓬勃的岁月。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同感。年轻的心是那样的敏感，年轻的岁月，留给我的总是痛苦惶惑的记忆。我知道（现在知道）那些其实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类痛苦。但在当时那些痛是那样的真切，惑也是那样的绝望。大学四年，曾经历了死去活来的初恋的失败，也曾认认真真地谈过朋友，但无论是书本小说，还是男女真情，都没能解答我内心深处的困惑，我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固执地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大学的日日月月，对于我始终象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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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４）──在北京的日子

　　八二年初，大学毕业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北京。记得坐火车去北京的路上，一翻过秦岭，在四川见惯了的绿色便完全消失了。极目远望，一遍荒凉，见不到一点生气，我本来就灰暗的心情象是找到了另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从而感到愈加灰暗。都说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到了外地都会挑三拣四觉得处处不如家乡四川，我也自然逃不出这个圈套。我怀念四川，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生长的地方，是父母亲人所在的地方，也因为当时那颗年轻的心已有所牵挂。更有那里的青山绿水，那些炊烟缭绕竹林环抱的乡间景色，都是我念念不舍的原因。如果我当时没有到北京上研究生，我敢肯定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四川的。我说是糊里糊涂进了北京，一点也不夸张。大学的最后一年，本来没打算考研究生，是被当时的班长骂了一顿没出息，才硬着头皮报了名。报名时，草草选了个单位，只因为那个单位要求考的科目最少。考完后有人问我考的什么单位，我竟然都不知道。

　　初到北京，寒冷的天气，说普通话的别扭，更加上北京的不能下咽的饮食，使我从坐上火车就有的那种灰暗的心情更加沮丧。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这种心情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过。从一到北京开始我就明白：北京不是我应该逗留的地方，北京不属于我，我也永远不会认同，更不会融入北京的生活及文化。

　　研究生时的住房是那种北京典型的筒子楼，楼道里漆黑，堆满了各类杂物，并兼作各家的厨房。邻居都是有家室的同事，多数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一家两代甚至三代挤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间里。我当时本来就沮丧的心又因此多了一层悲哀，这就是知识分子生活的现状？这也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写照？这就是从七七年开始，我为之奋斗又满怀希望的未来？倒不是我对物质享受那般追求，而是那种无力改善现状，无力把握未来的无奈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相信，那些住筒子楼的大学生们，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对生活有过幻想，到现在却只剩下了为生存而奔波的无奈。我当时虽然不知道我的未来将是什么样，但有一点我很明白：我决不会在这种筒子楼里了此一生！

　　尽说了北京的不是之处，其实有一个北京的地方我曾经喜欢又怀念过：白石桥路上那一排高大整齐的杨树。黄昏的时候，昏暗的路灯下，在那条路上骑车而过，轻飘飘，微风习习，是极遐意的。可惜，听人说，就是那排杨树也已不复存在了。


　　八九年春夏在北京的经历恐怕要算在京几年里最该提及的了。春天的时候，运动刚开始，我也是兴冲冲的往大街上跑。记得有一天从外面回到室里，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见到我，忙把我拉到一边说：“康乐啊，你可不能这样就跑出去跟着起哄。你年轻没有经历，我可是见过的，这跟文革造反没有什么两样啊。”我当时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老师，这次你可是不懂了。后来北大停课了，有一天得空到北大去看看，因为当时北大是运动的中心。在北大一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心里确实闪过这个念头：“这很像文革的大字报”。等到我逐字逐句读过那些文字后，才在心里不得不佩服老师的先见之明。那些文字里，处处流露出对李鹏等领导人的侮辱及人身攻击。我不认识李鹏，也不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坏事，但我知道他也是一个人，对任何人的侮辱及人身攻击，对于我都是难以接受的。我当时就想如果给予这些学生以文革时期那样的自由，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象当年对待刘少奇及其走资派们那样对待李鹏。如果理由充足，动机正当，我们就可以毫不留情的对人加以攻击。我或许对这类事情过于敏感了，大概与我在文革时的经历有关吧。

　　从文革到８９年，二十年的岁月，我们并没有真正地领悟到多少道理，也没有真正地长大多少。反省从来不是我们民族的长处，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过去的错误里吸取教训，我们还能够从哪里学会道理呢？我不否认，在那次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多数的人怀有良好的愿望，怀有崇高的舍身为民的精神。但是街头政治，在当时仍然是我们偏爱的方式，很可能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却又可能是最无用的甚至最可能有害的救国救民的政治手段。我并无意在此对那次运动作出任何评判，只是谈谈我作为参与者旁观者的体会而已。

　　从北大回来后，我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游行请愿活动。记得有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历史大事件啊，你不参与，今后怎么对后代交代？”　我说：“我就告诉他：我仅仅是个旁观者。”我曾经那样容易地被那些愿为崇高理想献身的英雄们所感动，如今轮到我也可以崇高一回的时候，我却只想做过旁观者，我想我从骨子里就压根没有英雄的本质，只是“叶公好龙”而已。

　　六四那天一早，我和另一位学生就赶到附近的北方交大探听情况。看到黑板上列出的失踪学生的名单，我的心从来没有象那一刻那样的悲哀过。这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辜地逝去了。他们的父母曾经怀有怎样的期望送他们到北京来念大学，却得到这样凄惨的结局。无论谁该对此负责，也再无法挽回失去的生命和那些曾有过的美好的憧憬和期望。就在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离开这个国家，永远离开这个生养了我的土地。我即使需要浪迹天涯，也要找到一个国度，一个有理性的国度，一个可以通过合法和平的手段便可以改变其社会之不合理的国度，我不能想像我的儿孙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我由衷的期望这个国家繁荣昌盛，这里的人民早日觉醒长大，但我已经没有耐心等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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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5)──在横跨欧亚的火车上

　　８９年１０月底，几经周折，我总算领到了那本要命的护照，踏上了可以载我远走高飞的列车。我不知道这一去，命运将带我到何方？我真的是要去浪迹天涯了。我当时要去的是捷克布拉格，因为丈夫在那里念书。但是我们都知道，捷克不是可以长住的地方，至于今后要去哪里，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好些朋友都不解我花那么大功夫，为什么选择去了捷克？其实根本没有选择一说，捷克在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我们随时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因为我曾在那里念过几天书，那里的导师极其友善，我什么时候说要去，他就会帮助给办手续。在那个年代，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会对中国人这样友好宽容接纳。
　　坐火车去欧洲，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从北京到四川的火车，仅仅三十六小时的路程，已经让我倒够了胃口。而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整整六天六夜，还不会让我吐血啊。不过就是要吐血，我也没有选择。自费出国，坐不起飞机，能够坐火车，该是千恩万谢的事。上了车才发现，出国的火车都是软卧，很舒服，一间包厢四个人，男女不分。我住上铺，与我对应的另一个上铺是一位年纪与我相近的男同胞，我的下铺是位上年纪的女老师。列车从北京出发向内蒙古方向开，整整一天也未能出国门。在境内的这一天，包厢里，大家都很安静，各自似乎都有心事，其他包厢的人也没有来往。我还以为坐火车就是这种情形。那天深夜刚过十二点，我们便被吆喝起来，说是列车到了边境，要检查，人需要下车等候，行李全部留在车上，不准带走。在候车室等候期间，气氛似乎有点异样，大家都很严肃，好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审判。有一个与我们同车厢的年轻人，不知为什么脸煞白，大汗淋淋，我以为他病了，关切地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却不言语，走到角落独自呆着。慢长的几十分钟的检查总算完了，我们回到车上，不久就过了边境线，出了国门。记得跨过边境的时候，我们都趴在窗户上，望着边防的灯光渐渐地抛在了后面，大家无不兴奋地嚷嚷：“过了，过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马上发现车上的气氛全变了。每个人都那么健谈，那么兴奋，每个人都毫不隐瞒地说自己的经历，聊自己的家人家事。而且包厢之间互相串门，过道里欢声笑语，有点过节的味道。我那位上铺的“邻居”告诉我，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办出国手续是瞒著单位的，他要去西德，但在西德举目无亲，是一位远亲帮他办理的手续，他的孩子和妻子都还在国内，自己要先去创出路来，才能接她们出来。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昨晚那位脸煞白的年轻人说，他就是运动期间电视里那位坐在汽车顶上，头缠白布条，摇旗呐喊的戴眼睛的青年，属于纠察对象。据他说，昨晚他的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不过还好，总算过了关，他也是要去西德。那位女老师是借公差去西德看望孩子。其实几乎满车的人，都是要去西德的，西德政府真是很宽容，就这样一车一车地接纳了这些离家出走的中国人。

　　与我们隔壁的包厢里，只住了两个年轻的女生，包厢很空，成了我们聚集的地方，加上她们家里给准备了极充足的食品，于是我们就每天在那里打“牙祭”，聊大天。六天六夜，要在平时不留神就过去了，可在车上，真是很漫长的日子。闲聊中可以知道，每个人出国的打算，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破釜沉舟”的决心。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是一群“逃荒”的难民，出国办手续时也都有过“痛心疾首”的经历。我们都表示，这一去，如果不换本护照，决不再回国。没有经历过六四期间以及之后在北京的场景的人，很难理解我们那时“逃难”的心情。

　　列车经过位于西伯利亚的贝迦尔湖时，绕著湖走了大半个圈儿。当时正是深秋时节，湖水碧蓝，周围尽是望不到头的白桦林，桦树叶金黄灿烂，桦树杆雪白耀目。放眼望去，没有人烟的痕迹，只有美丽的大自然，其境其色令人难忘。

　　列车在苏联境内的经历最让人兴奋。每到一站，就有当地人或在窗口，或到车门口来买中国货。最受欢迎的要数电子表，牛仔裤或二锅头，这些东西在国内很便宜，而卢布在当时还算值钱的货币，如果你就在苏联境内花的话。我们因为要在莫斯科转车，又不愿用宝贵的美元去换卢布，所以乐得卖掉一些随身的物品。记得我卖了一块电子表和一条牛仔裤，就换得了足够的卢布，可以在莫斯科吃喝一两天了。

　　坐火车出国是非常愉快的经历，我曾经那样的诅咒坐火车，没想到这次却坐得有点恋恋不舍。那几个仅仅相识了一周的同车人，我与他们竟有了情同手足的感情。但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火车终于还是不情愿地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们一行六七个人，又一同到红场等景点转悠了一回，莫斯科像蜘蛛网一样复杂的地铁系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莫斯科吃饭之便宜，简直就跟不要钱似的，我用一块电子表和一条牛仔裤换来的卢布，怎么花都花不完，到了还是烂在手里没的用，因为出了苏联，卢布就跟纸没多大差别了。

　　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都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了。我们都不知道今后会去哪里，甚至都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按照火车的钟点先后顺序，我们一起一个一个地相送，直到那晚十点过，我独自送走了我那位上铺的“邻居”，我们互道珍重，却不能说再见。幸亏夜色遮掩，我不愿对方看到我已是泪眼模糊的双眼。不是有首歌里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我的眼泪是不可以流在莫斯科的。

　　送走了所有的同伴，夜半三更，只有我还独自徘徊在莫斯科空空的车站里，我这才感到了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记得那年在川大门口，爸爸离去时，我也是这样地茫然过。人要长大真不是容易的事，至少对我是如此。每一次离开熟悉了的人和环境，我都会经历那种撕裂般的痛楚。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将最终停泊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但我始终相信，我这样一次次地被迫远走高飞，一定有我不甚理解的原因和道理。我不能接受生活只是偶然的机遇巧合，纵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是如此，可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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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年月（６）－－引我回家的道路
　　
　　我一直在想该怎样来结束这篇已经写了很长时间的文章。显而易见的，我早已走出困惑，也很清楚当年困惑的缘由。人活在困惑之中，并不仅仅因为生活艰难，多半还因为不明白生活的方向和目的，却又急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活着，至少对我是如此。对此，我已经在《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一文中描述过了。我想最好还是用一个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稍带宿命论的轻松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我素来有点相信宿命论，不过还不至于到迷信的地步。生活中有些事发生了，科学逻辑理性都解释不了，想多了把自己搞得神兮兮的，不如从轻看待，当个故事，娱乐娱乐。下面的事就属于这一类。

　　我从小学到高中，受了九年的初级教育，换了两个学校三个班。当时在班上，每个学生都给个学号，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学号是４４号。五年后上了中学，重新编班，又得了个学号，又是４４号，有点巧合，也不足为奇。三年后上了高中，又是新班，又是新号，我还是４４号，这就有点蹊跷了，怎么会这么巧，三个班的同学完全不同，都是打乱重新编班，重新编号，莫非４４跟我有缘份，是我的幸运号码？我着实在心里面嘀咕了一阵子，４４从此成了我的秘密号码，我记住了４４这个数字。

　　后来就上了大学，又上了研究生，又结婚，又生孩子，又出国门，４４再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我差不多已经忘了这码事。直到十几年以后，我独自在捷克布拉格漂泊，又辗转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住处是来之前导师帮忙给租的，那天头一次来到那个房间，抬头一看，竟是４４号，心里掠过一阵惊喜，久违了，４４，我的秘密号码，在当时那种极度沮丧的心境之下，真的希望过，４４确实是我的幸运号码，我的厄运或许将从此有了转机。果然半年不到，我就拿到了美国的签证，踏上了向往已久的美国的土地。丈夫在圣路易斯机场接上我，在高速公路上转悠一阵后说：“我们马上要上４４了。”　他说者无意，我听者有心，我忙问：“什么４４？”

　　“４４是回ＲＯＬＬＡ的公路，上了４４，就相当于回家了。”

　　喔，原来，４４是引我回家的道路。

　　自从１７岁那年离开父母上大学，我就象一片漂落的树叶，虽然结了婚，生了孩子，却从来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我们一家三口也从来没有团聚在一个家里。９１年到美国时，我已过而立之年，却还不知家在何处。９４年，在ＲＯＬＬＡ上完了学，丈夫与我又双双在ＲＯＬＬＡ这个小地方找到工作，真的建起了一个家，一住就是十几年，ＲＯＬＬＡ是大儿子成长的地方，是小儿子出生的地方，是我们唯一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ＲＯＬＬＡ也是我心的困惑得到安抚的地方，是我终于从恶梦中走出来的地方。ＲＯＬＬＡ就坐落在４４的旁边，而４４却是唯一把ＲＯＬＬＡ同外面世界相联的要道，也几乎是唯一回家的路，我每天上下班都需要跨过４４，每一次，我都要在心里把这个故事又咀嚼一遍。４４就是这样地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每次出门回家，开车在４４上面，我总要想到那首乡村歌曲“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ｏａｄ，　ｔａｋｅ　ｍｅ　ｈｏｍｅ”，心里就充满了阳光和喜悦。我曾跨越万里之遥，差不多围着地球绕了两圈，却在美国中部这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无论人生是由先天决定的，还是由偶然事件串联而成的，我都无疑属于幸运的那一群。但愿天下的人都能像我一样走运，找到自己心的归宿，踏上回家的道路。

回乡的路是那么的漫长…

序



“天边飘着故乡的云，
它不停地向我呼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８９年的秋天离开了中国，开始几年浪迹在世界各地，后来好不容易到美国安下了家，又身不由己地投入了当年留学生的奋斗曲，先是打工读书找工作，然后又为了在工作中立住脚，很辛苦地打拼了几年。究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更重要的，也是不自觉地，是想要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块什么样的料。自从八十年代初期读完了书，紧接着就是结婚生孩子，然后就出了国，从来就没有好好地工作过，曾经自以为具有的那份“天资”，似乎就没有派上过用场。本来也是，会做几道题，会考几次试，就不知天高地厚，就以为这个世界属于了自己。殊不知，这个世界并不仅是由几道纸上的考题组成的，也不会因为我考试得了９０分就由我随心所欲地摆弄。这种由考试定终身的教育制度，曾经让我对自己，对世界有过何等不切实际，甚至荒谬的看法。等到了九十年代末，工作似乎稳定了，自己也被证明得差不多了，才发现我已近不惑之年，也才意识到我还有一桩心事未了：生老二。接下来的几年就只顾了忙着生孩子养孩子。生养孩子对我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总是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即便如此，也总是捉襟见肘，疲惫不堪。我总是很羡慕那些能同时做好几件事的人，可我一个时候却只能做一件事。就这样一晃十七年过去了，回国从来没有顾得上。身边与我同时代的中国人，早就马不停蹄地奔波于两岸之间不是一回，而是好几回了，唯独我却还从来没敢想过此事。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认为回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是需要我全心全意来操办的事，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时常有朋友同学问起回国的事，总是很吃惊我这么久了居然没有回去过，也总是会感叹到：该回去看看了，中国已经全变了，你根本就认不出了。
　　今年夏天，大儿子高中毕业，小儿子也差不多七岁了。我方才觉得可以安排回去一趟了，同时也觉得有责任在大儿子离开家上大学前，应该陪他回一次他出生的地方。当初出国时，觉得走出国门是那样地艰难，却没有想到过，回国的路也是同样的漫漫而悠长。

　　下面是我这次回国的一些心得杂感，不是游记，我不擅长写记述性的文章（记性不好，记不住事情的细节），而更喜欢有感而发的杂文。

（一）　临行之前

　　自从决定今年夏天回国，几个月前就开始琢磨这事儿。二月初打电话问定票的事，对方说还早，再等两周也不晚。可是等到二月中旬再打电话时，却说好多日子的票都已经定满了，我已经不能随意选择飞行的日子了。选来选去，只有六月十三号的票还空着，我想大概是很多人不喜欢十三这个数字，怕不吉利。我无所谓，我从来就相信，该发生的事，是躲不掉的。订好了票，就琢磨该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带点什么礼物。选礼物是最最让我头疼的事，如果今后我不情愿轻易回国，恐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实在不愿挑选礼物。礼物大了带不动，贵了买不起，再加上美国商店里的东西尽是中国产，又听说现在国内什么都有，我实在不知道该买什么。我这人在这些方面简直可以说是低能儿。好不容易有朋友建议买美国的营养药物回去最好，比如维生素及治关节疼痛之类的药，于是我就到ＷＡＬ－ＭＡＲＴ买回来半箱子的各类药物，打算回去后见人一瓶。

　　等到离启程的日子还有近一个月的时候，便开始准备申请回国签证。不慌不忙从网上下载来申请表，才吃惊地发现：护照必须要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妙：两个儿子的护照都是今年八月到期。急急忙忙赶到法院问及有关办理护照的手续，办事员说：即使加急，也需四周。我已经没有四周的时间了，加上办签证还至少要一周以上。我不信办事员的话，自己到网上查，果然网上说如果用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两周就可以拿到护照。事不宜迟，马上从公司请了假，又从学校把两个孩子接出来，再把丈夫从班上叫到法院，一家四口在法院忙了近一个小时，花了近三百美元，总算把所有材料寄了出去。我心里想：成不成就它了，大不了再想办法改机票的时间。没想到，只用了一周，护照就寄了回来，看起来美国的官方机构办事也不是如大家所抱怨的那么糟糕。

　　丈夫因为工作不能与我们同行，却每天不停地耳提面命应该注意的事，并编一些很恐怖的故事吓唬我，说是国内小偷很多，钱和护照都必须挂在脖子上，扎在内裤里；我背的这种包也极容易被人抢；还有国内有偷小孩的，尤其是男孩，像我们儿子这样好动不听话的，加上我是那种一根筋的人，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丢儿子似乎是肯定的了。我被他吓得直出冷汗，常常在脑子里想像我在国内丢了护照，丢了孩子又无处投诉的可怕局面。心想这么恐怖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又想那么多人每年往回跑，也没见人家给吓得不敢再回，怎么事情到了我这里就变成这样？我一个劲儿地给自己开脱：我不想现在想这事，我到时再想办法，到时一定会有办法的。

　　启程的日子终于到了，虽然是十七年来的头一回，我也并没有感到那种似乎应该有的激动。我这人就是这样，很少为事情而激动，却常常会被小事所感动。ＲＯＬＬＡ是个小地方，没有机场，十二号下午，就得先开车到ＳＴ．ＬＯＵＩＳ，在弟弟家里住一夜。第二天又起个大早，赶到机场。先从ＳＴ．ＬＯＵＩＳ到ＴＷＩＮ　ＣＩＴＹ，再到日本的东京，再到北京。在北京歇息了两天，又坐飞机到成都。一路奔波，十二号离开家，直到十六号的深夜才算落下了脚。我们一行五人：我，大儿子（１８岁），小儿子（六岁），我爸爸（近八十岁），外加一个美国朋友（退休护士，六十多了），只有我能够既说中文又说英文，大儿子只会很少一点中文，小儿子压根不说一个字。可以想像我们的旅程该是怎样地具有戏剧性。

（二）盛情难却

　　十四号晚上，飞机总算在北京机场降落了。一出机场的门，马上就感到了那种已经差不多忘掉了的人群的压力。我们先是找不到接机的朋友，在机场的出口处等了有近一个小时，路途的疲惫使得小儿子很烦躁不安，好不容易与朋友联系上，车又不能开过来，只好推着行李，背着儿子往停车场去，不想朋友又忘了车停在哪一层了，我们上下左右地找，停车场里阴森森热烘烘的，我一时觉得有点恍惚，不知身在何处？看着朋友跑上跑下急急忙忙满头大汗的样子，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第二天近中午的时候，朋友来到了旅馆，一开口就说先给我一万元花着，说着就拿出一沓子人民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今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现金，记得我出国那阵子，我每月的工资才８０多块，万元户在当时还很了不起的。也不过才过了十几年，怎么现在人一出手，一见面，就是一万一万的拿，不知怎么我想到了解放初期的邮票，今天还是几十几百的面值，过几天就变成了几万，几十万。真是时代不同了。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这下轮到朋友不好意思了：“哦，太多了，那就拿五千吧。”我才意识到，我说话不妥，太不给人面子。接下来朋友就邀请我们去吃饭，我虽然还不饿，也不好推脱，就跟着去了。到了餐馆，朋友就与服务生忙着点菜，不一会儿，菜就开始上了，再过一会儿，满桌子都堆满了菜，朋友一个劲儿劝我们快吃，我们却是怎么也吃不动，我一点也不饿，我看其他几个在坐的也跟我差不多，其实就算我真的饿了，我也最多只能吃二两饭，一个菜。我心想：朋友是不是认为我们在美国天天挨饿，十几年没吃过饱饭，不然怎么会定那么多的菜。就在桌上已经完全摆满了菜，我们也觉得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服务生又端来了一大盘鱼，外加一大碗丸子汤。这真是让我很费解，桌上的菜，我最多一盘吃了一两夹，好几个菜恐怕根本就没有动过，饭吃到了下午近两点时，我实在很累了，加上时差和昨天一路的辛苦，人已是半晕了，小儿子更是很不耐烦。临走时，我问朋友这么多菜怎么办，要不要带回去？朋友说：不要了，带回去也没人吃。我心里很觉得难过，想起丈夫常提到的：“暴殄天物”，很有点惶恐不安。

　　出了饭馆，朋友又提议去颐和园看看，我说不用了，太累了。可朋友不让，说来了北京不去颐和园算什么呢？不用分说，我们就被劝上了车。那天很热，朋友的车又没有空调，到了颐和园，更是人挤人，走在水泥地上，热得我一个劲儿地想吐，小儿子已是精疲力竭，走不动让我抱着。我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捱到了湖边的石舫，便累得趴下，再也迈不出一步了。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北京怎么这么热啊！那天北京的气温是３６摄氏度。

　　从颐和园回来已是五点过，我们赶紧冲了澡，便歇着了。不想六点刚过，朋友又来了，要请我们去吃北京炸酱面。我怎么推脱都不行，最后不得不抱着熟睡中的小儿子又跌跌撞撞重新回到北京炎热嘈杂拥挤的街道。等到了餐馆，小儿子大哭特哭不止，那晚我一根面条也没吃，只抱着儿子坐在餐馆外面的街沿上，观看了一个多小时路上的行人车辆。

　　这是我十七年后回国的第一天，真的是很漫长的一天，想到在国内还有十好几天的日子，心里真的有点恐慌的感觉。后来与丈夫说起那天的经历，丈夫说：朋友这次是搌足了劲儿要好好招待你们的。我当然理解朋友的好心，也非常感激朋友的精心安排。只是我天生不是享福的料，最怕就是被人无微不至地照顾，也由于十几年来生活在出门不见人影的美国腹地，已习惯于宽松的个人空间，猛然间被扔进这种过于亲密，没有丝毫个人间距的关系中，难免感到压力和不适。

　　十六号深夜，我们乘飞机到达了成都。妹妹一家开着车接我们回广汉（成都附近的县城）。坐进妹妹的车里，妹妹是极其爱整洁的人，车里一尘不染，座位上放着绣花的枕头，空气里飘着一阵阵隐隐约约的香水味，车一开动，收音机里便传来八十年代流行过的邓丽君缠绵婉转的歌声：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在梦里，在梦里见过你，好像花儿开在春天里……”

　　我的神经开始松弛，心里也开始有了如归的感觉，回乡的感动。四川潮湿的空气，满目的绿荫，甚至车窗外漆黑的夜幕，都让我感到了曾经是家乡的亲切。这才是令我梦牵魂绕的地方，才是我要回去探访的故乡。

（三）吃穿住行在中国

　　十六号深夜到了广汉，一觉睡到第二天凌晨，就被窗外的鸟叫蝉鸣给吵醒了。拉开窗帘，吃惊地发现外面竟是世外桃园一般的景色。我一个劲儿地在心里感叹：时代不同了，真是时代不同了。

　　如果要问这次回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我得说是普通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的改善程度。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时，住房惨到了不忍提的地步。我们８４年结婚时，院里只借给一个月的房间，之后近两年，我们都各自住在自己的单身宿舍。为了住房，几年间，我们跟房产科打过架，跟室领导示过威，甚至把室里的天平室改住过卧室。后来好不容易熬到有资格分了一间十来平米的单间，还与另一家三口合用厨房厕所。就这样的条件，在当时还是令人羡慕的。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我们在国内就有了一套二居室的住房，说不定就能够把我们留住了，至少不会使我们的出国那样地“义无反顾”。所幸（不幸？）的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只能够毫不回头地往外去拼。也难怪这次回去最大的印象就是，所到之处，没一个地方不在修建住房住宅，我敢肯定，过去十几年间，在中国最好发财的地方，一定与房地产有关（在美国又何尝不是呢？），人的天性哪里都一样，谁都想有一个温馨的居身之处。而如今普通民众的住房条件真的是今非昔比了。就我所见过的几位亲戚朋友而言，其住房完全不是有的住就行了，而是如何锦上添花的问题。国内住房的室内装修堪称一绝，是我等普通工薪美国居民不可企望的。带曲线的多层次天花板，会说话的特大冰箱，Ｐｌａｓｍａ电视，讲究美观的配套家具，如果是住顶楼，还有修缮极美的屋顶花园（尤其在四川），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住房只能等着单位分配，其中有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弯弯绕。而现在，商品房多的是，有本事自己也可以挣钱买房子，我的几个外地来的亲戚，自己在北京闯荡或做生意，或找工作，都自己买了相当好的住房，比那些在国营单位工作的人活得自在，活得舒坦。我并不知道这种情形具有多大的普遍性，但至少我知道，有这种机会存在。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近三个星期，我很少听到抱怨的声音，大多的人都雄心勃勃，即使是年过六十仍然在位的，也是急流勇进。而且，我听到了好多人的感慨甚至感激，感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感激自己今生有幸看见和享受这种变迁和发展带来的全新的生活。反倒是在美国，我听到更多的美籍中国人替国内人的生活抱不平。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一件与此有点关系的事。前一阵邀请了一些刚从国内来的中国学生到家里来玩。饭后大家聊天，好几个城里生城里长的学生为国内农民的生存环境开始骂政府。另一个农村长大的学生却开始辩解：应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事，农民的生活正在改善，农村土地有限是现实，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出去打工，挣了钱学了本事自然会帮助农村发展。同样地，生活在国内的人对如今的生活似乎还满意，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却对中国政府及社会牢骚满腹。是不是城里的学生或美国的华人就更具良知呢？好像也不尽然。这种隔洋观火，无关痛痒的评论最多也就是能够安抚说话人自己的良心。农村的发展还要靠农村人，城里的学生多半是不会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同样，中国的发展还得靠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我想，如果我们帮不了什么忙，至少可以少添乱。这次回去，我也见了几个真心想，也有能力为社会做点事的人，他们的看法还是社会的稳定最重要，只有这样，那些想要做事的人才有机会使他们的设想慢慢得以实现，社会中很多不合理的东西才能得以纠正。我自己来美十几年，仅为了养家糊口，就已把自己搞的手忙脚乱，而国内的人，在环境恶劣得多的情形下，不仅为自己挣得了生活，很多的人还为社会作了很大的贡献，相比之下，自觉惭愧。

　　除了住房的改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当然就是各个城市街道的拓宽翻新，以及饭馆商场超市的层出不穷。这固然应该是好事了，唯一的不足只是我再也不认得任何地方了，即使从前的地名还照旧，也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很让我有几分失落感，我已是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了。更令人吃惊的，几个我去过的购物中心，猛一进去，还以为是进了美国的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里面的装璜摆设同美国的一模一样，还有高速公路上的路牌，如果不是因为中文，你会以为你在美国的公路上开车，尽管这让我感到了几分亲切，但这全然不是我要回来的目的。我不远万里回来不是为了要寻觅同美国相似的东西。而且尽管街道拓宽了好多倍，环城公路增加了一条又一条，交通却比以前更加拥挤了。美国只有三亿人，大城市的交通都是很成问题，中国有十几亿人，如果按照美国的模式建设城市和发展私人轿车，中国今后城市的交通将只可能是ＨＥＬＬ。欧洲城市极端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及建设模式恐怕才是应该借鉴的。有了轿车，再加满街的出租，出门上街就方便多了，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人力三轮车，坐在上面又凉快视野又好，由于城里都有自行车专行道，所以坐三轮车也不会象坐出租那样被毫无章法的交通吓得一惊一咋的。记得在乐山大佛旅游时，去时三轮车只要一块钱，我觉得也实在太便宜了，就主动地给了两块。不想等到回来时，同样的三轮就开价十块，害得妹妹吵架似的跟人讨价还价，最后以五块成交。在国内跟人讲价这点本事我始终没有学会，只要妹妹或大儿子不在跟前，我就人家要多少给多少。实在不是我大方，是我面子太薄，开不了那个口，说句不好听的，是太没出息。以前跟丈夫一起买东西，他常常会很生气地说：你是在帮我呢，还是在帮那卖东西的？我说人家卖点东西也很不易，丈夫更没好气了：你老担心人家卖不出东西，你怎么不心疼我挣钱也不容易。不无道理。

　　早就听说国内人穿着讲究，记得还在美国的时候就有朋友警告过，回去后一定要先换了行头才能出去见人，不能穿着美国这身农民打扮就满大街的跑。不过回去后忙得顾不上穿什么，我也不在乎穿的什么，于是就这身美国中部农民打扮跑了大半个中国，引起了好几位朋友亲戚欲言又止的评论。一次在与亲戚的饭桌上，表哥问妹妹与我差几岁，我说只差一岁多。表哥说：还是中国好啊，你看你妹妹活得多滋润多自在多年轻，再看看你，怎么那么瘦那么黑那么憔悴？我半开玩笑说在美国生活很辛苦啊，我天天在外给人打工，在家还要当农民种地，当保姆带孩子，当厨师做饭，当清洁工打扫卫生洗衣服，哪有国内这般悠闲的日子。国内人生活得好，我打心眼里为此而高兴，我知道我在美国的生活，我别无所求。不过临到要回美国时，我还是憋不住买了几件好看的衣服，尤其是那件旗袍，穿在身上就是自我感觉好多了，还真以为自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只是活动起来太不方便，好看也是要代价的。

　　说了半天，怎么把吃在中国搞忘了。吃在中国太好了，太方便了，都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由于在北京吃炸酱面涮羊肉的教训，回到成都第一次见同学时就声明绝不去饭馆，同学没办法，只好把我带到人民公园坐茶馆，环境倒是很美，只是那天又是暴雨来临之前，成都闷热的跟蒸笼差不多，茶馆里一杯接一杯上滚烫的开水，喝得我里外热透了，想要一杯带冰的饮料也没有，那时我真怀念美国的冰茶，心想成都人怎么那样死心眼，茶不一定非喝滚烫的，带冰的茶加柠檬加糖也很香。后来同学们也受不了那个热，最后还是到了饭馆（饭馆有空调），吃了一顿才算了结。从那以后再见同学朋友亲戚，我就再也没有给人为过难，大热天的，上饭馆还是比坐茶馆要舒服得多。我曾提议到家里坐坐，朋友马上很肯定地否决了：不行，那说话多不方便啊。我想不通有什么不方便的，在美国招待朋友，多半都在家里，感觉要温馨得多，尤其大家一起包饺子，又热闹又有意思。不过话说回来，在成都吃得是真好，刚回美国的前两天，大儿子一个劲儿地抱怨美国饭恶心，就是我这个一贯标榜对吃不感兴趣的人，也很怀念成都的吃，尤其是吃的方便。中国的这种吃的文化不仅使中国成为吃的天堂，也给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众多华人不可多得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生存手段。我们刚来美国的前几年，如果当时不是靠在中餐馆打工，日子无疑会艰难的多。

　　国内住房改善，街道拓宽，商场林立，人们穿着新颖，出手大方，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发展，是令人鼓舞的，甚至是好多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不过那天去川大见同学时，看见我们当年做实验的理工大楼实验室里还在用当年的实验桌子，联想到北京工作过的研究院的实验室也是近二十年一成不变，心想：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变化还仅仅在表面，还需要往深处发展。

（四）环境及卫生

　　国内的环境卫生一直是我回国前最担心的事，我以前在中国时就有常常拉肚子的毛病，吃同样的东西，别人都没事儿，唯独我会拉肚子。据说妈妈一家都有这毛病，妈妈的几个弟弟，都是拉肚子死的。奇怪的是，自从出了国，我竟一次也没有拉过。我最担心这病传给了小儿子，回去前一个劲儿地嘱咐：到了中国不能喝水管里的自来水，不能象在美国这样掉地上的东西拣起来就往嘴里塞，不能再用手抓东西吃，不能再用舌头添沾手上的果酱之类的。回国的包袱里也装了满满一瓶黄连素，好几大包可以消毒的湿纸巾。心里仍然揣揣不安。

　　记得是８０年代中旬，我第一次到捷克。看见朋友从果园的地上拣起苹果就吃，很觉稀奇，忙问：你们吃水果前不用洗啊？朋友奇怪地看着我：ＷＨＹ？又见同宿舍的同学用杯子从水管里接了水就喝，我又稀奇地问：你喝水不用烧开啊？同学又是奇怪地看着我：ＷＨＹ？更加稀奇的是，在地铁的公共厕所里，我看见有人在里面摆张桌子，一边收费，一边发手纸，一边吃东西！我好不稀奇地对同学说起这事，同学又是那样奇怪地看着我：ＷＨＹ　ＮＯＴ？那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世界可以这样洁净，这样无须担心吃了什么不乾净的东西会得病。

　　回国之前常看到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的报导，加上十几年前生活的经历，还以为国内不定脏成什么样了呢。

　　回到北京的第一晚，同行的美国老太太慌慌张张地从洗手间跑出来：“怎么办？我把涮牙的水喝到肚子里啦？”小儿子在边上敲边鼓：“我妈妈说过，不能喝水管里的水。”我乐得直想笑，但看朋友那么严肃的样子，怕她误会，没敢笑出来，就说：“喝了就喝了，看明天会不会拉肚子，不行就吃两颗黄连素。”老太太忙摇头：“不吃，不吃。”她还是信不过我们中国不用处方的中成药。我对黄连素却有独特的爱好，每当吃了可疑的东西，感到肚子开始不舒服了，就赶紧吃两片，一般就能过关。

　　回去后的第一个星期，大概因为黄连素的功效，我竟然平安无事，没有拉肚子，心里也就不象开头那样紧张了，开始相信国内的卫生水平，毕竟与十几年前不同了。直到那天去峨嵋山，在一家小饭店吃了晚饭，不想那天深夜，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事又成了现实，一晚上差不多都坐在厕所里，拉到第二天早上已是精疲力竭，真有心要马上打道回美的念头。早上妹妹来看我趴床上那个样子，立即招呼给我喝糖盐水，然后就说：“等着，我去找药。”我心想：在峨嵋山这么个遥远的地方，到哪里找药啊？不想只用了几分钟，妹妹就手舞足蹈跑了回来：“吃药，吃药，氟派酸，专治拉肚子的。”我问：“你这么快到哪里就把药找回来了？”妹妹说：“就在隔壁，有卖药的。”早就知道国内买药不象美国那么讲究，却也没有想到可以方便到哪个旮旯都能买到抗生素的地步。氟派酸还真管用，吃了几次就止住了拉肚子，从那以后直到离开中国，我就没停过吃氟派酸。

　　我一直对北京有成见，总觉得北京不如四川，对此丈夫很恼火。他是北方长大的，从小就对北京很向往，觉得那是个神圣的地方。我８０年代初大学毕业到了北京，第一眼就觉得哪里没对头，而且时间住得越长越不喜欢，但又找不出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北京到底哪不对头？如果我又让北京人、北方人恼火了，就对不起了，人难免有点偏见，四川人多少都有点“盆地意识”。这次回去，北京给我的感觉仍然是杂乱无章，想在什么地方修高楼，就那么十几层的高楼拔地就起，管他周围的环境合不合适。至于是否环境美观，好像根本不在北京人的考虑之中。在北京你就找不到一处安静悠闲的地方，所到之处，人多就不必说，那个车多，那个拥挤，那个烦躁，比起我十几年前离开时一点不差。对于我，北京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可北京人（包括外地来京的）还那样，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活得津津有味，感觉还是那么良好，而且，说句实话，北京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比成都人要焕发一些，要向上一些。但对于我，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主动去北京。

　　与对北京的感受恰恰相反，成都及周边各县城的绿化及居住环境的大大改观出乎我意料之外，一点不夸张地说，仅就城市规划和美化而言，比我在美国居住的这个小镇ＲＯＬＬＡ要好很多。记得是从峨嵋回成都的公路上，几十公里整整齐齐的紫金花正竞相开放，粉红色一望无际，衬托在深绿色的榕树的背景上，真的是很美。还有在温江县（离成都三十分钟的路程）参观的“芙蓉古城”居民小区，里面没有高楼，都是平房或三层楼的“连体别墅”，淹没在修缮极美的树荫之中，其房屋建筑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古式风格，很温馨。更可取的是，房价与北京等地相比，便宜好几倍（多在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一平米）。据同学说，好些在美国的留学生（我们这一批的）都回去买住宅，为退休做准备。主意不错，尤其是在成都附近。

　　记得从前在国内的各个城市，垃圾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所到之处总能见到垃圾成堆，苍蝇乱飞的角落。但这次回去，在四川，我真的没见过任何地方有垃圾堆，只在居民住宅的楼道里见到有塑料袋装的垃圾，但很快就有人拉走了。有一点还没变，楼道里仍然黑乎乎的，与过去相比，虽然乾净了很多，但与每户家里“金碧辉煌”的装修比起来，显然是“后娘养的”没人管。我曾给妹妹建议，让所有住家筹点钱，哪怕就是把楼道的墙壁粉刷一下，妹妹说：”不容易。”中国人“各自打扫门前雪”的观念，还不会马上改过来。

　　与环境有关的，在国内最让我和孩子受不了的，首推公共厕所。记得那天去颐和园，两个儿子加美国老太上厕所，然后又一个个跑出来：“他们没有厕所，只有一个洞在地上，怎么办？”我告诉他们那就是厕所，自己想办法把脏东西拉进去就行。不要说是美国长大的孩子和美国人，就是我，曾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也难以适应国内公共厕所的臭味和肮脏。每次在外游玩需要上厕所，总要在心里给自己鼓半天的勇气：“Ｉ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ｓ，　Ｉ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每次从厕所出来，总觉得手没洗乾净，鞋底上有脏东西，也总觉得自己作为人的那点尊严受到了伤害。每次到餐馆吃饭，不知别人是否注意到，我总是闻到有厕所的味道。北京西站，修得那么堂皇，可还没有到跟前，就会闻到很浓的厕所味。有人可能会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多人都受的了的事，你干嘛就受不了。Ｗｅｌｌ，别人受得了的事，不见得我就一定要受得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我坚决地认为，这个厕所的文化，需要改进。事实上，大多数的家里已经改了，我还真没有见哪家的厕所是蹲式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也跟我一样受不了，不然就不会这样齐刷刷地都把自家的厕所改为坐式的。为什么公共厕所就不能改呢？这又回到“各自打扫门前雪”的文化传统上来了。我一直有个看法，认为一个民族、国家以及个人的文明程度，可以用这个民族或个人如何对待上厕所这件事来衡量。人，虽然称为人，但又免不了与动物又很多共性，我们也需要吃需要拉。但是动物可以随地大小便，人就不可以，因为人有尊严。人也应该知道妥善处理粪便，以使自己的生存环境乾净美观，不至于传染疾病。人要活得有尊严，应先从改进厕所开始。

五）望子成龙

　　这次回去，正是高考完毕等待成绩的时候。妹妹的女儿也是今年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根据外甥女自己的估算，好象考得不如预期的好，妹妹一家整天都心心恍恍的。等到了该下成绩的那个星期，更是有坐立不安之势。有消息说周四晚上九点就可以上网查成绩。那天吃过晚饭，大家就坐在客厅里等着，哪儿也没心思去。八点刚过，电话来了。妹妹一边听电话一边写着什么，过了几分钟，妹妹突然尖叫起来：“考得这么好啊！简直没想到！没想到！”原来是妹妹的同事通过内线查到了外甥女的高考分数，比自估的好了很多，主要是语文的分数自估太低了（谁能自估语文分数？）。那一晚上，妹妹兴奋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停地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报告好消息，我们也陪着一起兴奋，大家呆到深夜两点也不想睡觉。连大儿子都感叹了：“中国这个高考也搞得太严重了。”大儿子上半年也刚刚把大学的申请搞完，虽然也忙活了一阵子，但与国内这种一锤子定终生的紧张，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大儿子又问他们为什么不采用美国的方式招收大学生？妹妹赶紧摇头：“不能改，现在国内就看这高考录取过程相对而言最透明，整个过程都公布在网上，能开后门的地方比较少。如果再改，象美国那样不靠分数录取，那我们老百姓的孩子就别再想上学了。”所以啦，我们这种让孩子受罪家长揪心的高考制度，有多一半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我们百姓的素质决定的，也看不见改变的近期希望。

　　外甥女考得好了，问题又来了。原来打算考的西南财经大学，相对于考分档次似乎低了一点，妹妹心性高：好不容易考了好分数，为什么不试一试更好的学校，比如复旦什么的？听起来也不无道理，可是到了外甥女那里就说不通了。外甥女态度很坚决：哪里也不去，这辈子就认准了西南财大，你们说塌了天也白搭。妹妹没有办法，让我做做外甥女的工作。其实我从心里很喜欢外甥女的反抗精神，凭什么父母要来安排我的一生？为了应付妹妹，我还是假惺惺地跟外甥女聊了聊。外甥女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不想骨子里倔强得“油盐不进”，甚至宣称：你们就算逼我考上了复旦，我也不去，我要去复读，明年还考西南财大。我佩服外甥女的勇气，比我当年强多了。孩子已经大了，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学着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意愿，就算他们幼稚不成熟，难免走些弯路，那也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相信他们会从这些弯路里面学会他们的生活道理。我们都是四五十的人了，孩子们才十八九岁，我们却总是希望他们在十几岁就具有了我们几十年才积累起来的那点生活经验（还都够不上是生活哲理）。而且我们也不知从哪里就得来了那样的自信，认定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是值得孩子们仿效的，殊不知我们自己恐怕也还不知道我们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在那几天，一位表哥因为儿子大学毕业不愿到外地工作，来妹妹家里找关系帮帮忙。我真为国内的父母感到抱不平。孩子上大学要管，大学毕业找工作还要父母到处求人，这样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哦！我当然知道这里有社会的原因，但我也认为，父母本身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促进者。我就见过几位父母在农村的孩子，大学毕业上研究生找工作都是自己操办的，很有出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是一点没错。而那些稍微有点办法的父母，就恨不得为孩子铺垫一条平稳的人生道路，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甚至会为孩子的一生存足了钱，攒足了家产，让孩子可以一辈子不用劳动工作，当一生寄生虫。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地想：我们做父母的，怎么会那样急于“害”自己的后代！那样不顾一切地要剥夺孩子挣出自己人生的权力！

　　有关中西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我一直想借机说几句，这次回去的这几件事又提醒我这种差别的显而易见，我就借此发几句看法，无关痛痒，当然。

　　过去的几年，好几个认识的美国朋友都送了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好几家，父母都在工作，甚至是学校的教授，公司的ｏｗｎｅｒ，孩子在学校也都是顶尖的学生，而家长都对孩子说：“上大学，要么就在州立大学申请奖学金，要么自己想办法付州外高昂的学费，我们是没有钱帮助你的。”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密苏里的州立大学都很糟糕，排名都在１００上下，这里的中国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到外州的好学校念书，或者上州内的私立学校，但这都需要付很高的可怕的学费。举个例子，一般好学生（ＧＰＡ　４．０／４．０，ＡＣＴ３０以上，这里的中国学生几乎都是好学生），如果上州立学校，都可以有足够的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有时还可以挣点零钱回来。而如果到州外上学，或者上私立大学，目前的学费加吃住一般都在每年３万到５万美元之间。美国朋友常常说中国家长Ｃｒａｚｙ，怎么会做这般“傻事”。如果你告诉他们密苏里大学不好，他们会很吃惊：“哪里不好了？”如果你再不知趣地说密苏里大学排名很靠后，他们会更吃惊：“什么排名？排名与上大学又有什么关系？”是啊，不就是上大学本科吗？学的都是那些基础课，到哪里不是一样学呢？怎么就我们中国家长这么刻意追求学校的排名什么的（我自己也不例外，我这是在反省自己）。我有时觉得，我们是在用孩子为我们那张很要面子的脸上增光，我们也似乎不加思索地坚信：中国那套“万般皆下品，唯有名牌大学高”的哲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动乱的年代，青少年时难免有些不如意的地方，好些梦想从来就没有机会得以实现。现在我们的孩子可是赶上好时候了，什么样的梦想都可以去追求，不是有人说过：美国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孩子肯定有和我们同样的梦想，更进一步，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梦想的延伸，我们当年没有实现的梦想，我们的孩子将无疑要替我们去实现。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将其梦想续了下去，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不会做梦的中国人。最近读到一本书，讲到如何培养孩子的问题，其中有一句话真是点到了我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Ｌｅｔ　ｕｓ　ｂｅ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ｗａｒｅ……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ｏ　ｄｏｉｎｇ，　ｗｅ　ｄａｍｎ　ｔｈｅｍ。－－－Ｄ．Ｈ．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大家都看过木兰那部动画片吧。其中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也最能反应西方教育孩子的精髓：“Ｓｏｍｅｈｏｗ　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ａ　ｍａｎ　ｏｕｔ　ｏｆ　ｙｏｕ！”一个中国古代木兰替父充军的故事，就这样被美国的Ｄｉｓｎｅｙ改成了寻求个人实现的现代翻版。而我们一些中国父母，如果用“Ｓｏｍｅｈｏｗ　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ａ　ｌｉｆｅ　ｆｏｒ　ｙｏｕ”来形容，恐怕也不算过分。去年，我那刚上了几天学前班的小儿子，有一次病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妈妈真为你操心啊。不想儿子哇地一声哭起来，我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了？儿子说：“Ｉ　ｄｏｎ’ｔ　ｗａｎｔ　ｙｏｕ　ｔｏ　ｗ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Ｉ　ｗａｎｔ　ｙｏｕ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ｍｅ。”我们可真没有教过他这个，肯定是从学校学来的，足可见东西方教子的差别。教育出一个能自立的，有独立思想的，有良知的人，“Ｂｅ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　ｂｅ，ｌｉｖｅ　ｏｕｔ　ｙｏｕ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恐怕才真正是父母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六）结束语

　　大概是三十年前吧，我们曾认真地相信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一定要去把他们从深渊中解救出来。记得是八十年代初，我还在念大学，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段介绍台湾的记录片，台湾山清水秀，人们也似乎安居乐业，全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迹象，我当时忍不住说了一句：“台湾比我们这里还漂亮啊。”再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不是别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这几十年来真正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念完了书，明白了道理，拼命似地从那片土地上奔了出来，找到了自由的土地，为自己，也为儿孙后代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国度。这一次，我们又坚定不疑地相信，国内的人们生活在强权与专制之下，我们又一次肩负起要救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重任。

　　这次回国之前，好些朋友都告诉我，国内已经大变了，你根本认不出了。但是如不是亲眼见到，怎么也想象不出什么样的变化才叫做“大变了”。记得回到四川的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就被窗外的鸟鸣蝉叫吵醒了。等到我来到院子里，只见绿荫下曲径通幽，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竟忍不住说出了与几十年前相近似的话：“这里比美国还漂亮啊。”几个星期的探访，让我彻底打消了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想法。而且当我与他们说起我们刚出国那会儿的艰辛以及十几年来在奔小康路上的挣扎，他们同情我的那表情，使我恍然大悟：这十几年又是我才真正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两次“水深火热”之中活过来，真长了见识。其实，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或者说每个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生的路上，每个人都会有一番挣扎，一番拼搏，都会有过痛苦失意，患得患失的时候，也都有过感动欣喜的片刻。生活，无论什么样的生活，容易也罢，痛苦也罢，富有也罢，贫穷也罢，都只是载体，只是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完善自己。在这个过程的终点，不同的生活并不带来任何的差别。真正的差别只在于：在给定的生活环境之中，我们尽了多大的努力；在我们能够产生影响的范围内，我们为他人为社会做过哪些有益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同的社会，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别，现行政府体制的差别，因而在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上也有了明显的差别。每个人在生活中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如果个人的追求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吻合，人就会感到如鱼得水，活得比较开心。相反的情形就难免让人或者感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难于融入社会之中，或者感到怀才不遇甚或忿忿不平。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就整体而言（至少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是Ｓ　Ｒｕｌｅｓ，Ｓ代表Ｓｅｎｓｉｎｇ，也就是说感官享受占主导地位。如果一个人对感官享受很追求，在中国生活显然会很惬意。相反，如果一个人对抽象的东西很看重，比如喜欢想一些意义目的之类的东西，喜欢探讨理想信仰的问题，那生活在美国就会感到找到了归宿，因为美国为追求虚无的人提供了难得的肥沃土壤和保障。

　　这次回去时见了中学的一个好朋友，她说到她的哥哥，现在活得很潦倒，又说她哥哥的性格很像我，还说像你们这种性格的人，还是出国好。我同意朋友的说法，我们这种人，就是那种追求虚无的人，把自尊看得极重，不屑于为了物质的东西而与人拉关系，而在现今国内“关系就是生产力”和“资源换资源”的环境下，我们恐怕只有“潦倒”这一条路。我们这种人的适应性极差，只能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存活，社会的变革常常会淘汰这种人。我非常地感激，我今生有幸在美国安下了家，因为我很清楚，在中国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都没有我能够立脚的地方，我也不可能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找到我一直寻找的与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的有关的答案。记得在国内时，一位表哥问我在美国挣多少钱，我告诉他后，他说：“你挣得不多嘛。”我说：“够用了。”是的，我只求够用就行了，我跟每个人一样，不愿为了生存去奔波，不愿生活在Ｓｕｒｖｉｖａｌ的边缘，但是只要活出了那个边缘，钱多钱少对我的生活质量便不再产生多大影响。同时我也并不认为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有什么不好，世界上的物质其存在就是为了为人所用的。只要对物质的追求不成为人与自己良心之间的屏障，该怎么追求尽可以怎么追求。另外，我感觉国内单一华夏文化的气氛有点让人窒息，大家的思维似乎很一致。我喜欢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既可以使生活更丰富，也可以从不同文化里学到新的东西。有朋友问我：下次打算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不知道。实话说，我并没有很强的愿望要在近期内再回去。该看的都看了，没有什么东西令我牵肠挂肚要再看第二遍。我很满意我在美国的生活，平淡无奇，又悠闲自在，我已过了寻找刺激的年龄，我也已经找到了我的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别无他求。或许，等到退休以后，如果是为了不为自己的原因，我会考虑搬回中国，度晚年，也落叶归根。